《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目前正经历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该条例的草案修改二稿将工资集体协商纳入其中，预备用立法来规范劳资双方的谈判。据草案规定，1/5以上职工提出要求，工会就应当组织全体职工民主推选协商代表；劳资双方均可提出协商要求，各设一名首席代表；草案确定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禁止使用罢工、破坏机器或围攻老板等维权方式，企业也不得迫害协商代表。

　　地方对企业民主管理加以立法确认，广东不是第一家，但是在民主管理中吸收工资集体协商的内容，却属全国首创。该条例在2008年就曾进入二审，但因顾忌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中止了审议。工资协商是重启审议后新增加的部分，对劳资关系不再是纸上谈兵，反映了立法机构认识到工资调整在珠三角及广东的紧迫性。如果对今年的停工事件稍有了解，即能理解其重大意义。     

　　用法规勇敢地承接广东经济转型中出现的工资问题，实现围绕劳资关系展开的博弈能够软着陆，尽可能地减轻它们对经济的冲击，提供必要的社会稳定，是这部条例值得夸赞的地方。草案对工资协商的启动、程序、代表遴选、禁止项、权利义务等都有全面涵盖，既是对现实状况的整体回应，又努力将协商过程引上法治轨道。立法切中时弊，用心良苦。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不是新鲜事物，它不存在理论障碍，而要跨过这一关，必须在两个重大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权，二是工会的代表性和公信力。这是立法必须面对的尖锐问题，立法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而不是委曲求全，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破解这两大难题，或者令两者取得某种可以接受的平衡。立法审议的争论估计会集中在这里，考验立法者的智慧。

　　草案令工人和工会的关系骤然突出。从草案规定看，工会将在劳资谈判中维持主导权。比如，职工谈判的首席代表由工会主席担任。由于工会与职工的联系亲疏不一，或者会出现偏袒资方的工会主席，而不是代言职工权益。但这个规定并非无视可能出现的弊端，规定很灵活，工会主席可以委托其他职工协商代表代理。关键是，将启动协商谈判的权力交给了职工。     

　　以工人触发谈判的权力平衡工会主席的首席地位，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全工会在企业的现有格局，避免政治上的震动。同时，在给予工人触动谈判的优先权时，有限约束工人在集体行动权上的自由度。工人并非像脱缰野马，不是完全自由，而是有义务担当，排除暴力因素，力求平静克制，保证劳资谈判的秩序。这可能并不符合很多人的设想，但恐怕不得不付出必要的妥协。

　　草案设计了工人和工会的权力交叉与制衡，彼此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力求取立法必须兼顾的总体平衡，让条例既不脱离现实，又能解决问题。如此一来，工会的改革被史无前例地推到前台。即便个别工会立场是亲资方的，但只要工人反复启动谈判，它必定要受到压力，不可能无动于衷。这种对工会的倒逼是良性的，让它们逐渐进入状态，敢于谈判，善于谈判，为工人谈判。    

　　工资集体协商将是工会的机会，推动它们回归到工人利益代言者的位置；考虑到工会的实情，协商谈判同样是一项巨大挑战，工会不可以继续羸弱，必须能够在真实的谈判桌上担任成熟的角色。形势倒逼工资集体协商的立法，立法再倒逼工会革新，这是一个传递改良动力的过程。立法可谓维持了工会原有的法律地位，工会也要争气，这是衡量立法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    

　　工人绝非可有可无的配角，他们在工资谈判的规则中并不处于劣势，能够直接启动谈判程序，不必等待资方施舍，反制资方的压力成为常态。而立法也希望杜绝暴烈的、借用罢工的维权模式，工人的团结和智力就成为谈判取胜的筹码。事实表明，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不缺这些要件。如此，工会改革，工人维权，资方和平谈判，政府降低应对成本，立法足以成全诸多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