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除了决定10月召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外，还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内需持续稳定增长，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落实和完善扩大消费政策，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会议还说，“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从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领域入手，把更多公共资源投向民生领域，保持就业稳定增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这两段话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密切相关。其中有四个关键词：内需，消费，民间投资，民生。我觉得，要真正落实其中的指导思想，减税应该是必要而迫切的政策选择。

　　上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形势半年报显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1.1%，其中二季度增长10.3%，增幅比一季度回落1.6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回落虽在意料之中，但回落的幅度有些超出意料。在GDP增幅较快回落的同时，投资这个在此次经济复苏中扮演主角的拉动力迅速减弱，1-6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5%，明显低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速也开始放缓，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2%，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3%。6月份出口虽然保持了44%的增速，但与出口退税率将于7月15日下调、企业抢出口有关，出口高增长不可持续。二季度进口增速比一季度下滑了20个百分点，也反映出内需不足，企业进口能源原材料生产设备等的意愿降低。工业生产的下降也印证了需求的不足。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增幅比5月份回落2.8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5.9个百分点。此外，PMI连续两个月下滑，表明企业扩大生产的意愿降低。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从积极的角度说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从消极的角度说，则是遇到了增长的持续性问题——经济回调压力加大，原先使用的投资拉动手段已是强弩之末，信贷刺激的手段因通胀预期较大也已经不好再用，外部需求不确定性仍大，消费的平稳较快增长也似乎碰到了到天花板。

　　中国经济在走过一年半的复苏之路、摆脱失速的危险之后，一个金融危机前就已存在、危机中曾引起广泛关注的中长期问题再次凸显：如何真正推动内需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有效替补正在迅速退潮的投资拉动和货币扩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可以选择的政策有很多，必须注意的方面也有很多，但一个急迫的选择是：给百姓以及中小企业减税，以更加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刺激民间投资，使经济内生性动力加速生长。

　　减税的呼声近两年一直没有消失过。现在重提此事，确有现实的紧迫性。

　　一方面，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一直偏低，近年凸现的民工荒以及劳资纠纷的加剧与此密切相关。而工资水平偏低与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较差有相当高的关联。通过给中小企业减税，让中小企业有能力为员工加薪，不仅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降低老百姓对通胀的恐惧感，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增加最终需求。从就业的角度说，也应该对中小企业减税。中国的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体，中小企业生存状况好了，会产生强劲的用工需求，对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也会产生明显作用。

　　另一方面，早有论者称，中国是世界上税种最多、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老百姓的税负一直偏重，不利于消费意愿的提升。近日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消息是：今年中国财政收入有望达到8万亿，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虽然有官方学者解释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20%左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并不能打消民间舆论“国富民穷”的疑问。即便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高，但地球人都知道的客观现实是：中国政府行政支出或者说财政供养人口的花费太高了！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政府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10倍。与财政供养人口的高消耗相比，中国财政收入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的支出十分有限，2009年这三项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仅15%，而在美国，这三项开支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上述事实可归结为两句话：一，老百姓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税负偏重，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激发和民间投资的启动；二，国民财富过多地集中于政府手中，其中又过多地用于政府自身的支出，而用于民生的支出较低，同样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激发。国民财富过多地集中于政府手中还有一个巨大弊端：使用效益低，跑冒滴漏严重，客观上增加了政府官员腐败的可能性。谁都知道，政府自己花钱是最大方的，转移支付也存在无法避免的严重的随意性！

　　因此，尽快出台减税措施，把较多的国民财富交给老百姓和企业直接使用，长远说可以提高国民财富的运用效益，减少政府腐败，同时有利于形成依靠最终消费拉动经济的良性经济结构；从近期说，有利于增强企业信心，激发民间投资，减低老百姓对未来生活的无助感，提升即期消费需求，从而形成稳定增长的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