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公共文化服务不是奢侈品

　　文/李松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纷纷“下海”，“商养文化”现象突出。另一个极端却是，过度商业化也在消解着文化的公共性，公共文化生活作为公众的基本权益遭到削减。

　　在此过程中，公众有着切身感受。比如文化宫一度被誉为“公众精神家园”，现在有些地方却已沦为了经济的附庸，或干着一些没文化的事儿，或已将地盘出租“以商养文”。地盘没了，“文”自然不复存在。与文化宫一样陷入窘境的还有图书馆。有些不但藏书陈旧、设备简陋，更有甚者，连容身之地都成了问题——原先不少图书馆都在黄金地段，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只要被开发商看中，就必须“出走”让路。

　　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的农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暂居城市的农民工也如此，面对城市的高档文化消费，他们不但无暇顾及，而且囊中羞涩。有些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别说看现场演出，即使勉强看上电视，信号也很差。于是，玩麻将、赌博成为他们中很多人仅有的爱好。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南方某企业2.3平方公里的园区内，聚集着43万年轻员工，周边仅有的“文化设施”，就是数十家私营收费网吧、录像厅，不少网吧电脑上存着暴力游戏，录像厅充斥着色情录像，而附近却没一个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像样的文化馆、图书馆或电影院。

　　再以北京为例，很多郊区县电影院观众稀稀拉拉，其实并非缺少观众，而是纯粹商业化下的高票价让人望而却步。北京如此，更何况广大的乡镇。

　　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共品性质。为公众提供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活动载体，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既是政府职能，更是政府责任。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上的投入逐年上升，但仍然明显不足。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形象工程，动辄就把数千万公共资金，用来建造作为“城市地标性建筑”、“文化装饰品”的单体文化设施，而极少在构建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下功夫。结果是，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少数人的权益，而对多数人来说却成了“奢侈品”。

　　每个纳税人都有权利享受公共财政，各级政府应少建造单体庞然大物，而应在普通公众身边，多建一些星罗棋布的、让他们消费得起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具体而言，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落点”，还应在最广大的城市社区、乡镇及农村等社会基本单元。对弱势群体，尤其外来打工者，政府更有必要通过专门立项、专款投资等方式，保障他们的文化生活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