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错门”不小心透露的真相

　　法治的要义在于保障公民“免于恐惧”的权利，无论如何，警察的一切行为应当在不违背宪法和其他法律精神的框架下进行，否则不仅不能使公民“免于恐惧”，恐怕还会增加这种恐惧

　　文| 舒泰峰

　　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厅级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省委办事，省委大院突然冲出6名便衣警察，不由分说，在大门口对陈玉莲围殴16分钟之久。经医院诊断，陈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

　　“省委大院”、“厅长夫人”、“便衣警察”、“打人”，这些关键词勾勒出一幅离奇的画面，网友感慨，“生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

　　当然，最后事情搞清楚了，这是一出“大水冲了龙王庙”的闹剧。当天下午，武昌区领导一行看望陈玉莲。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说：“领导知道这事后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打人事件本身本已足够触怒民意了，这位领导一番“诚心诚意”的解释又在火上浇了一把油，打人事件由此变成了“打错门”事件。

　　一句“打错了”，耐人寻味，它一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真相：“打”是可以的，只不过别打错对象。这里边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如同坊间猜测的那样，警察当天可能是要打别人的，却误打了厅领导夫人。

　　另一种是，不该打了“厅长”的夫人，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那么打便打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在领导慰问陈玉莲的现场，就有同病房的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媒体报道还透漏的一个信息是：被打的厅领导夫人是去找一位更大的领导反映问题，从被打过程中警察明明已知被打者身份仍毫不手软的情形看，可能不是打错了，而是在按指令行事。

　　不管是“打错了”还是打对了，此案中警察的所作所为，赤裸裸地表露了权力的傲慢。现实中有更多的案例为这种傲慢做注脚。

　　2009年10月13日下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西街三名警察殴打一名中年男子。旁边一老汉打抱不平，说警察有什么权力打人，警察就不应该打人，三四个警察就把老汉一起抬上了车。到派出所后，该中年男子继续遭到毒打，最后被送到医院急救。事后，他告诉记者：“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警察要往死里打我。”

　　震动一时的赵作海案同样来自于办案民警的暴力。赵作海回忆，当年他被多位民警不间断地轮番审讯，被体罚33天，且被用手枪恐吓，最终铸成冤案。

　　每一次悲剧的发生都应该是一记“警世钟”。“打错门”再一次提醒公安部门，应当慎用手中的权力。

　　据媒体报道，事件中的打人民警编制属于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是维护治安秩序。由此推测，他们一开始很可能把陈玉莲当作一般的上访群众对待。但是6个身高全在1.8米以上民警合力对付一个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2斤，年近60的妇女，这无论如何令人费解——   莫非他们武侠小说看多了，把陈玉莲当成绝世高手？

　　“依法治国”既是现代理性，也是我们早已设定的目标，而警察权力的大小与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成反比——  法治文明程度越高，警察权力就应越小，反之亦然。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治安、维稳的任务较之成熟社会远为沉重，警察的权力相对较大，然而即便如此，这也不该成为滥用权力的借口。

　　法治的要义在于保障公民“免于恐惧”的权利，无论如何，警察的一切行为应当在不违背宪法和其他法律精神的框架下进行，否则不仅不能使公民“免于恐惧”，恐怕还会增加这种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赋予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权力，但是也同样赋予其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责任，也没有任何一款条文给予他们“打人”的权力。

　　且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既可能伤了他人，也可能伤及自己。瓮安事件的起因当中就有公安干警打人的环节，从而激化了民众情绪。事件当中，瓮安县公安局大楼首先被烧，此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如何规范警察的权力，这是“打错门”事件交给公安部门的一个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