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于7月30日早晨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巨星都黯然殒落。为什么是黯然呢？众所周知，中国科学界青黄不接，功勋卓越的老一辈科学家相继离去，而人们还没看到新生的科学家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前进。正是，奇葩还未诞生，巨星相继殒落。这样的现状，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沉痛。

　　网上曾经流行这么一个段子打趣学子的生存状态：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用各种被阉割的知识迷惑他们的认知，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他们的求索，最后再在他们头顶压上一套房子，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就安静了。

　　虽然段子有些夸张，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纵然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科学界的希望，但残酷的现实能让他们能有多少的精力留在科学探索的路上？就算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到大学里做一名教授做科研了，但大学行政化和学术腐败，又有多少科研工作者能向钱教授那样倾注毕生的精力投入科学研究上去？

　　正好身边有一则新闻说，日前举办的一次世界华人论坛上，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菲尔兹奖”的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丘成桐与美国科学院院士卓以和，对中国至今无获得诺贝尔奖展开了讨论，他们取得的共识是，症结在于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按照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看法，“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美国一位学者是这么看待科学精神的，科学精神是“对逻辑的尊重，对查找数据的渴望，对知识和理解的愿望，对结果和前提条件的考量，对验证的要求以及质疑所有事情。” 谈科学精神往往又不能脱离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简单的说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如果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喻为一种哲学信仰的话，那么它也是目前中国很多学者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奢望，同时又是很多人所不屑的“老古董”。

　　中国很多学者在成长过程中，被考试、分数、升学、片面的知识、就业和家庭压碎了脊梁，并且科学和人文精神长期缺位的染缸里浸泡，最终成为不能独立思考的体制工具。

　　那他们又在忙什么呢？忙于研究扭曲的体制中的生存之道，而不是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首先，中国学者进行科研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正确”。

　　那个特殊的年代，让一批的科学家丧失了人格，为了能避免被迫害或者政治私立，有多少人宁愿背负着历史的罪名，成为大家难以理解的“告密者”？人人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每个人都成为“告密者”，这是我国古时帝制时代的一大发明，也是保甲连作制度使得社会上人人自危。学者张鸣说，文革将这种互相监督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夫妻之间都难以信任，人人自危达到一种空前的紧张状态。时至近几十年，又有多少知识分子被他们的朋友“出卖”的呢？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哪个科学家还有心思专注于学术？

　　其次，学者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如何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适，或者在“官本位”的科研机构里钻营。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对此，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在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学术很难独善其身，依附权力生存滋生了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看那些教授，坐在冷气十足、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复制粘贴论文，休息时间在玩或者出外讲课赚钱。

　　是的，我们的学者就是在复杂的政治纷争和权力游戏中投入了太多太多精力，以致本职的研究工作倒成了“兼职”。

　　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想，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钱老的逝世，虽然没有留下如“钱学森之问”的感慨，但其实从他这样描述的晚年生活中就可以看出，学问是终生的，学者也不应有太多学问之外的“胡思乱想”，专注于学问、奉献于学问才是科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可惜，放眼于当今的科学界已经后继无人，这到底是谁的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