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们应该告诉学生什么

　　在进入社会大熔炉之前，慈母严父和为人师表恰恰最应该给予学子们足以照耀一生的光亮，能够让他们在未来无数次的妥协和深深失望之时还坚守必要的清明，知道理想的美好和现实的底线

　　□文 高昱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有福了，因为他们离开校门之际，受到了往日高不可攀的校长们亲切的祝福。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始，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以及最为著名的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校长们竞相在毕业典礼上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发表或热情洋溢或贴心窝子的讲话。他们的发言，颠覆了我们对大学校长一口官话、套话的固有印象。应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改变。

　　然而，看过几位校长的演讲稿，还是感到有不少美中不足之处。校长们大多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替那些即将离开校园的学生列举这四年与祖国、学校齐成长的故事，奥运欢呼、汶川捐款，还有玉树、世博和六十大庆，以及校园的绿化新张、教授的德才兼备、食堂操场、奖杯累累，似乎非此不足以体现与学生的共命运；让人耳目一新的是网络语言的大面积使用，几乎每位校长都在演讲稿里塞进几句网络流行词汇或者句式，似乎非此不足以展示与学生的同呼吸；另外，校长们还热衷于语重心长地以自己的成功经验向孩子们传授走上社会后的生存之道：少对领导说不，多回到现实，不要只埋头苦干，还要高调表现，向杜拉拉升职记学习，职场升迁的金玉良言比比皆是。这该是一位名牌大学校长给这些年轻人的临别箴言吗？这该是我们的大学人文教育希望一代代学子传承的精神吗？

　　人们把大学称为象牙塔，因为它象征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理想的坚守，代表着一种在险恶现实之外的美好。任何国家的大学，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精神脊梁，如同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战时西迁途中对学生所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对于进入社会前最后的系统教育之地，大学应该让即将“走入现实”的新一代年轻人明白这个社会所寄予的厚望：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教育是让他们不仅为自己，更要为身边的世界创造价值。这至关重要，不管以后经历什么，自愿的或者被迫的放弃什么，都要始终记住人文教育所传承的最宝贵的东西。

　　在古老的中国，每个孩童启蒙时都要向孔夫子的画像行礼，这意味着从他读圣贤书的第一天起，就承续着这样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因此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人，更是一颗种子。今天的中国，功利色彩尤重，学生走上社会之后，丑陋的污染时时可以提供“教导”——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坏的一面，或者更残酷的说，每个人都会做好事，也都会做坏事。衡量教育的价值，不仅在它培养出的人在好的时候有多么好，还在于做坏事的时候不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好的东西是什么——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必须知道底线是什么——即便选择了做恶都不能冲破的最低标准。这两点，是教育者为每个人树立的灯塔和打下的枷锁，让他们未来遇到再大的风雨都能够坚守，终其一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个社会还有着太多的错位。父母被认为应该像朋友一样对待孩子，教师被认为应该像老板一样培养学生，班主任像公安，校长像官员，连学生干部都被要求在小本本上记下谁违反课堂纪律然后向老师告密。孩子们会有无数的朋友，他们长大后会遇到无数的上级领导，他们也有的是机会低头忍受、和光同尘。在进入这个大熔炉之前，慈母严父和为人师表恰恰最应该给予他们足以照耀一生的光亮，能够让他们在无数次的妥协和深深失望之时还保留必要的清明。就像歌德笔下与魔鬼同行的浮士德一样，魔鬼拼命引诱他“恶”的一面膨胀，但浮士德终究有某种本能去坚守“善”的一面。这或许很迂腐，但总得有人做这迂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