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聚氰胺冠名的奶业风波还没有完全消散之时，舆论漩涡中又隐现“激素门”：武汉三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性早熟特征。受害儿童家长曾想把奶粉送检，却深陷“检测无门”的窘境，一些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婉言拒绝了家长们的个人申请，权威部门称关于奶粉的检测指标中也没有激素这一项。(8月8日《钱江晚报》)

　　有什么是比伤害咿呀学语甚至不能出声抗议的婴孩更严重更卑劣的事呢？又有什么是比在这些孩子赖以为生的奶粉里“投毒”更无耻更下作的事呢？当“伤心奶粉”的悲情上演了一季又一季之后，那些年轻父母的愤怒，真不知该往哪发泄；我们不知，生产商和监管者的脸该往哪放——假如他们还有道德底线、起码的廉耻之心和责任意识的话。

　　一个能把国人送上太空的民族，怎么会一再在一包奶粉面前狼狈不堪？奶粉应该是无毒的，至少该是无害的，这是凝聚社会信心最基本的常识。

　　“投诉无方、检测无门”，这是继孩子遭受不明伤害后，这些不幸的家庭遭受的二次伤害。假如说前者还是有着“点背”等个人偶然因素的话，那么求助政府权威监测机构却被拒之门外，则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这对公众感情的戕害，比单纯的几包毒奶粉为祸更烈。

　　质检部门和药监部门本应是食品、药品安全的把关人。它们受雇于民，全心全意创造方法满足公众的安全诉求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以“个人申请”不合规范，“激素检测”不在指标等借口来搪塞推诿，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和正义性。

　　如上消极论调，公众并不陌生，因为几乎在每起类似事件中，质检部门最开始弹奏的准是这种“标准滞后，XX不在现有检测标准之内”、“设备老化检测不出XX超标”等“技术有限论”。这些话看似有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检测指标滞后、检测设备老化，非但不是质检部门堂皇的借口，反而应该被它们引以为咎。

　　这侧面表明，我们的监管至少不是与时俱进的，还有多少“检测空白”领域，需要公众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来检验呢？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更让人沮丧的是，即便身体有不适令消费者怀疑某种食(药)品存在缺陷，你可能还不得不先面对质检部门的消极表态。直到最后越来越多的案例和证据浮出水面，舆论大哗，领导有批示了，监管方才紧张起来。但也多是运动式执法，毒瘤是否从根子上拔出了，公众也存在犹疑。毕竟三聚氰胺一再登场，就说明存在链条式溃败的监管环节并未得到彻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