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丹霞”地貌成为中国的第40项世界自然遗产，一时间中国又掀起了“申遗热”。各地政府在申遗上的花费可谓不遗余力：“中国丹霞”申遗牵头的湖南崀山所处的新宁县，为这一次申遗花了4亿多元。(8月11日《广州日报》)

　　目前，中国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规模排名全球第三。这对于一个“申遗”起步较晚的国家来说，堪称“成绩斐然”。当然，这份成绩单夹杂着太多的狂热。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

　　有人说，“我们没有理由把祖先的遗产当商品对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而在一些地方，遗产的文化价值尽管也被捧上天，但最终落脚点却是经济价值。如此“申遗”模式十分符合“投入-产出”的经济模式。例如年财政收入刚过2亿的新宁县为“申遗”“豪赌”了4.5亿，是为投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申遗”前每年门票收入不足1000万，“申遗”成功6年后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300万元，是为产出。各地正是在看到高回报之后，才不计成本地高投入。

　　“申遗”的“投入-产出”模式，说穿了就是把世界遗产视为“提款机”。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政绩因素。如此依利益而行使得遗产不再凸显文化价值，而仅仅是一个用来营利的商品，甚至哪天遗产有碍更好的获利项目，便会被其他商品取而代之。

　　显然，在狂热的申遗背后，涌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这种狂躁心理促使一些地方对遗产的利用，是完全功利化的。于是，问题就在于一些地方的利益观是短视的盲目的狭隘的，使遗产陷入一个重开发轻保护的恶性循环中，这既严重损害遗产固有的文化精髓，有时连地方孜孜追求的经济利益都难以保障。比如，武陵源风景区“申遗”成功后的短短几年内，景区内冒出宾馆、饭店、棚点等违规建筑达30余万平方米，被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黄牌”警告后，景区为将违规建筑物拆除，花费高达10亿元人民币，比已获得的经济收益高出数倍。这印证了高收益就高风险，把“申遗”视为赌局去搞，风险自然也会是“潜伏”在生意中的一枚地雷。

　　邓子庆(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