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这次目的是查清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为本次人口普查，全国财政投入将达到80亿元，有600多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参与。

　　人口普查是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常规动作。关于人口普查，有两点可能有共识：一是必须要进行人口普查；二是普查要尽可能精确。没有这两点，现代国家将无法展开治理。但古代国家未必如此。

　　中国古代王朝，人口普查有时做，有时不做，做与不做没有今天这般严格的时间规定。人口数据即便不是一笔糊涂账，至少不够精确，各种说法和数据都有。一方面，这是因为古代不是数目字管理。另一方面，人口数据并不总是那么重要，古代国家治理可以不依赖准确的人口而进行，有时候数土地比数人头更重要。

　　举个例子，清初承明制，有黄册和鱼鳞册，黄册登记人丁，鱼鳞册登记土地。后来清代实行“摊丁入亩”，国家征收税赋依田亩土地而非靠“人头”，于是黄册的重要性大幅下降，统计编修工作废弛，最后就不再编黄册了。清中期人口出现了不正常的暴增，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与上述政策有关，因为民间不再需要刻意隐瞒人丁了。

　　人类历史上，黄金、实物、土地都成为过国家治理的重点。人口作为一个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始于近现代。近现代国家逐渐意识到，人口是财富，人口是资源，人口增长与其所需资源之间需要一种平衡，一切国家级的社会政策都以人口而展开。国家治理面对的，不再是臣民、国民或者人民，而是人口。

　　统计人口不仅仅是统计一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人。我们常说中国有13亿人或者14亿人，事实上国家人口不可能精确到个位数，这通常是四舍五入的结果，比如我们有13亿5千万人，四舍五入便可说成是14亿人。这表明，现代国家治理更关心的，不是单纯的人口数字，而是人口普查揭示出的其他状况，比如出生率和死亡率、平均寿命、生育率、国民健康状况、疾病的分布、饮食与居住等等。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登记工作已经在进行，登记内容包括姓名、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迁移流动、婚育、死亡、住房等，这些内容几乎是一个人所有的基本信息。掌握这些信息，国家可以准确地定位一个人。事实上，这些信息有许多属于个人隐私，这些隐私不必向其他人或组织敞开，但必须向国家开放；一个人可以对他人维持一种隐秘状态，但个人对国家没有秘密可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现代社会中一种“不自由”。

　　我不认为人口普查只有一种单向的有用性，即只对国家有用，而个人不得不被动地提供国家需要知道的信息。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个人也需要被国家“普查”到。这意味着，个人必须进入到国家的视野，不然对于国家来说，“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不仅生活不能正常开展，会遇到许多障碍，一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方面应享有的权益也得不到正常实现。

　　对今天大多数人来说，国家治理，或者说政府治理，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经常谈论它，但很少有直接的感受、具体的形式，倘若有一天普查工作人员找到了你，你被告知要如实提供个人信息，那么就该能明白，你我正被国家治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