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李一又成了“大忽悠”的代名词，被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仿佛不久前的张悟本。但两点疑问，难以释怀。

　　首先，李一此前并非名人，为何大家这么关注他呢？第二，从张悟本到李一，我们“忽悠”出产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且忽悠手法单一，无非假学历、语言荒诞、非法经营等，但这样低智商的东西，能有多大市场，值得用这么大的力度去报道？

　　如果说痛恨忽悠，可我们生活中比这更大的忽悠，又有多少呢？从当初手机的双向收费，到专家们的“自行车污染比汽车大”，从油价和国际“接轨”，到牛根生的“保护民族企业”，从“俯卧撑”，到“缝肛门”……对于这些，我们不都忽略过去了吗？我们不都没进行更深的问责吗？至少不像关注李一这样连篇累牍、妙笔生花吧？甚至，社会道德尺度屡遭挑战，大家不是也很淡定很大度地装太平吗？为什么厚此薄彼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卖药也好，养生也好，都还没发展成大产业，对GDP的贡献有限，至少缺真正的大佬。李一、张悟本能有多少背景呢？曝光他们，至少是安全的。

　　于是，一个个“大师”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你的社会影响力不够？好办，我先给您炒作，炒成了名人再曝光……于是，新闻点诞生了，正气感充溢了。

　　李一、张悟本之流，不过是低档次的江湖骗术而已，不足挂齿。滑稽的不是他们被揭露出来，而是大家都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把这当成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拿出十足的专业精神，轮番批驳。在这些批驳中，有的涉及个人隐私，有的涉及道德底线，但只要能表达出义愤填膺的态度，那么，这些就都不重要了。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吸引关注，二是可以掩盖内心的胆怯。

　　但，李一、张悟本的危害真的有如此之大了吗？当大家都拿着皮毛说骨髓，这究竟是谁的悲哀？难道，我们社会只能靠不断制造李一、张悟本这样的典型，来获取进步？今天是李一、张悟本，明天又会轮到谁？舆论作为公权力，当它的监督作用只对下有效，只会关注低智商案例时，那么，这样的公共教育的结果又会如何？

　　这是真正的悲哀：在李一、张悟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家都明白、都自认聪明的潜台词，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就像明代设置谏议大夫，本是未来匡正君过、防微杜渐，但利益当头，人人都知三缄其口，最终形同虚设。居然有人提交了这样“提案”：大臣乘马车，有一公一母的情况，很伤风化，建议下令都用公的，或都用母的……这究竟是太聪明了呢，还是太愚蠢？

　　不对上，只对下，不对公理，只对个案，不客气地说，这是对舆论监督的误用，长此以往，必堕落为帮闲工具。

　　这么多李一从哪里来？他们正在被人们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