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国家安监总局在其官方网站全文公布《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下井带班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依据该《规定》，矿山企业井下作业人员有权在无矿领导下井带班时拒绝下井。

　　“矿工‘有权’拒绝下井，但矿工‘有胆’吗？谁来保护矿工拒绝下井的权利？”这是舆论对上述规定最直接也最普遍的质疑。但我以为，国家安监总局还不至于见不及此，即然出台了这样的规定，就一定会有保证其落到实处的配套措施，如有奖举报、对违反规定者施以重罚，将领导赶下矿井，并非什么难事。

　　但我的疑问是，即使“领导下井”落到了实处，其于加强矿业安全、避免矿难的发生，就真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吗？

　　一般的思维，会认为“领导下井”将让“领导”与“工人”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而迫使企业领导层更加注重安全生产。但这样的思维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以为“领导”之所以不愿下井，乃是因为井下蕴含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人们可以认为“领导”视矿工的生命如草芥，但若以为“领导”会因此放任矿难的发生，则有违常理——矿难发生，对“领导”有什么好处吗？因矿难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领导”还少吗？如果“领导”对井下安全状况的判断是有10%或5%发生矿难的可能，我想他就会阻止矿工下井，因为他本身的利益受到了同等威胁；但当矿难风险只有千分之五的可能时，他就可能会将这千分之五忽略不计，而他依然“不愿下井”，也许并非因为贪生怕死，不过是不愿与工人处在同样艰苦的环境中罢了。

　　假设有1000个同等安全状况的矿井，它们都蕴藏着同样的风险，而且是可预知的风险。我们因此预测“矿难将必然发生”，最后也果真两三座矿井发生了矿难，但这种“必然性”其实只适用1000个矿井的全体，而不适用于各个个体，矿难到底在哪座矿井发生，是非常“偶然”的，有些矿井，虽然同样蕴藏着安全风险，但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矿难。“偶然性”，可说是中国矿业忽视安全投入的心理基础，它们的账是这么算的：那些忽视安全投入的矿井也并没有发生矿难嘛，那我多投入的500万不是白白打了水漂？

　　“偶然性”是矿业忽视安全投入的心理基础，同样可以是“领导下井”的心理基础。打破这种心理基础，需要靠外力强制，也就是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标准，更完善的监管制度。我们制度设计必须确立这样的原则：安全是一种状态，而不是结果。《刑法》修订不是打算将“危险驾驶罪”列入其中吗？“危险驾驶”就是一种“状态”，即使并没有肇事的“结果”也要受到刑事追究。中国在安全生产上显然还没有建立如此严格的标准与惩罚制度，有专家判断，若以零风险(可以预见的风险)为标准，那中国几乎所有矿井都要关停。美国是世界上矿难最少发生最少死人的国家，其制度何以不能“拿来”为我所用？固然有体制的原因、有水土不服的原因，更关键的原因则是我们无法支付或者不愿支付达到“零风险”所需要支付的安全成本。

　　关于中国矿业在安全投入上的欠账，几年前有一个说法是500亿。但如果抛却感情因素，将“生命”这样的成份去掉，算一下总账，这个账欠得值——事实证明那些存在安全欠账的矿井并没有发生矿难。只要这样的算账法不改，那矿难依然还会发生，而所谓“领导下井”的意义，不过仅止于安抚人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