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海林

　　 霍尔布鲁克先生说要中国在为巴基斯坦水灾提供帮助方面负起责任。就算这位美国政府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特使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居心——对此我们深表怀疑，此番言论以及之后美国一些媒体的跟风鼓噪显然也会被许多熟悉中巴关系的观察者理解为试图在喀喇昆仑山两侧制造猜忌。看来此前不久退役的北约驻阿富汗多国安全援助部队司令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将特使先生描述为挑拨离间之辈还真不算冤枉了他。

　　要是特使先生的确存心挑拨的话，那他肯定会感到失望，一则此公在巴基斯坦的口碑实在算不上好，他的话在巴基斯坦很少能得到积极回应；二则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中巴关系若是能被随便哪个美国人说点什么话就离间了的话，也就称不上“全天候全方位”了。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高度重视特使先生的此番言论，不是因为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是因为其指向的问题，即中国的对外援助。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金额以及对象等这一范畴的所有内容，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崛起后行为的重要方面，并随之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辩论热点。

　　综合实力更强的国家负有更多的国际援助义务，这是一个常识。拒绝承认这一点毫无意义。对于综合实力迅速提高，特别是经济总量增长迅猛的中国来说，加大对外援助规模强化对外援助力度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灾害频仍，大量人口仍然需要救助等等事实并不能构成对中国扩展对外援助的否定——这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问题，将之混为一谈不过是廉价的蛊惑人心伎俩，体现出的不是对本国弱势群体的关心而是十足的市侩。

　　当然，在对外援助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其他常识：一、对外援助是外交的重要手段，就其本质而言是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并不是慈善活动；二、对外援助总是差异性的，援助金额和援助方式等等都是选择性的，而不是普遍的。对外援助的外交工具本质决定了提供援助不可能只是为了承担所谓的国际责任——不管这种责任是强国原本就应该承担的，还是“被强国”的“被义务”。国家对外提供援助既是为了宏观意义上的树立本国的良好形象构筑有利于本国的外交环境，必要时也可以是为了实现本国微观意义上的政治目标。

　　综合上述常识，中国应该以能够被人看得见的方式逐步扩展对外援助，以和中国经济总量的全球排名不断前移相适应。是否应该扩展对外援助，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问题，如何更有效更具前瞻性地扩展，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既包括向哪些国家扩展这一方向性问题，也包括扩展的程度、方式和手段这些技术性问题。

　　在方向上，中国应该首先选择我们的近友，要做到既雪中送炭又锦上添花，抛开道义原则不谈，即使从功利角度这也是应该的——唯此我们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委屈旧友以回避苛责或者迎合新欢，既不是君子的作风，也不会是聪明人的行为。

　　而在技术上，中国应该特别注意不要重复日本在ODA问题上犯过的错误。多年来日本政府用ODA在非洲开展争常(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交本身无可厚非。这套手段之所以没有取得成果反而惹人讥笑不是因为其目的是错误的，而是——日本争常的全部手段说来说去就这么一招，功利心简直都写在脸上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应该更追求对外援助的宏观和战略价值，而不要拘泥于一时一事，更不能像某些人那样给援助附加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大堆条件。

　　除此以外，中国还应该注意扩展对外援助的概念。外援并不仅仅指经费和实物，同等重要的还有人，也就是灾难来临后迅速出现的外国救援队——经过了汶川的我们对此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也在海地地动山摇后派出了自己的救援队以回报世界。

　　但是，危急时刻的官方救援队绝不是外援工作中人的作用的全部。中国还应该加强常态下的海外援助、医疗、教育和开发工作，并且应该特别支持日臻成熟的民间的中国志愿者走出国门。我们的志愿者在汶川、玉树和舟曲所展示出的，同样应该展示给全世界。归根结底，中国要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什么能比千千万万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负责任地工作着的中国志愿者效果更明显呢？

　　当然，也要看到在扩展援助的过程中，中国肯定还会遇到来自西方的另一种责难。一定会有人指责中国扩展对外援助包藏祸心暗自推行中文版的新殖民主义。实际上，中国背负这类指责已有多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倘若大量中国的志愿者走进非洲，我们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读到的绝不会是“中国在哪里？”，而只会是“中国又想干什么？”——那就让他们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