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危险职业吗？不久前，分别有记者因报道企业负面新闻，被企业所在地警方通缉或调查：报道伊春飞机失事的多名记者，被当地警方短期扣押；《南方都市报》记者在虎门社区正常采访时，被保安员围殴，照片上展露的伤口，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这些，似乎为“记者不是危险行业”的说法提供了反证。

　　媒体最新披露的一起事件是，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当时，警察只口头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经营”。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拘捕谢朝平的原因是其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3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9月1日《新京报》)值得一提的是，谢朝平之前的身份也是记者，供职于《检察日报》下属的《方圆》杂志，今年6月刚刚离职，这本书正是他政法记者生涯的副产品。

　　此前，针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被通缉”一事，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但是，打压媒体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

　　在一系列针对记者的事件中，舆论监督环境和记者的处境显得愈发逼仄。实际上，记者日常采访被呵斥、推搡，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早已是家常便饭；至于正常采访中遭遇闭门羹、踢皮球等“软抵制”，更是一个真正的记者必须准备应对的。只不过，近期针对记者的人身威胁和冲击，的确有些集中。而且，像网上通缉、跨省追捕这样的事，明显不是某些企业和个别人力所能及，权力部门的介入，背后一般都有当地领导的授意。

　　当然，因为记者职业的特殊性，几乎每一起针对记者的暴力事件，都会被公开报道，也能引起更大的关注。但是，换个角度看，这种“过度关注”几乎是必然的。根据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都有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不过对于专业记者来说，报道真相更是一种职务行为，记者受过专业训练，以报道真相为天职，更应受到专门保护，因为其代表的是公众知情权。如果连记者采访都经常受阻，人身安全频繁受到威胁，普通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更难有保障。事实上也是如此，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不只是记者，还有方舟子这样敢说真话的人、王帅这样敢于维护自己权益的公民。

　　一般情况下，某地出现“负面”新闻、监督性报道，理性的反应是查明事实，及时公布，依法处理；如果媒体报道有偏颇和误解，则应该及时沟通，通过平衡报道和更多透明来澄清真相；如果这些都无法奏效，最后还可以选择诉上法庭。然而，在一些地方，出了事第一反应往往是掩盖和公关，是通过权力控制和打压媒体，抓打记者似乎成了一种“习惯”。

　　记者频繁处于险境，除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之外，主要还在于执法不力，对滥用权力、以身试法者追究不力。那么多记者被打或被追捕的消息，因此受到处分追究的官员又有几个？屈指算来，似乎只有进京抓记者的“始作俑者”，原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因为事件影响恶劣而“引咎辞职”，并且此后还传出有人动议其调任新职的消息。此外，似乎再没有官员因此被追究责任，最多撤销立案，道歉了事。对于这种滥用权力的违法行政行为，似乎只要承认了，就可以一笔勾销。抓捕记者，“成功”了可以“消灾免祸”，一旦败露也无需付出什么“成本”。这几乎是对打压舆论监督的变相鼓励。

　　8月27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要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与此同时，却发生了如此集中的阻挠打压舆论监督，甚至对记者进行追捕的恶劣事件。贯彻依法行政，支持舆论监督，应先保障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发表权和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