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之难，在于“难言之隐”

　　编者按：最近《半月谈》和半月谈网共同组织开展“转型期社会道德观讨论”，针对诚信问题和灰色收入现象策划了系列稿件，在线上线下引起了广泛关注。近日，“中国首善”陈光标的“裸捐”宣言以及世界顶级富豪在中国的“慈善晚会”再次引发人们对富人群体行善的关注。半月谈网策划以慈善为切入口，就当代社会的财富伦理进行深入探讨，欢迎网友积极参与讨论，各抒己见。

　　陈光标的一封“裸捐”宣言，为中国富翁的慈善事业留下了一声脆响。而这封信的缘起，还要从头道来。

　　今年8月4日，“股神”沃伦·巴菲特与“微软之父”比尔·盖茨向媒体宣布，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此后他们又在中国范围内广发“英雄帖”，邀请国内50位富豪于9月29日参加一场“慈善晚宴”。

　　因为二人多慈善事业的热心以及在美国的“前科”，很多受邀的中国富豪表示对慈善晚宴“压力很大”，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期间被“劝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拒绝参加晚宴。

　　9月2日，在某慈善论坛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首次回应称，“盖茨和巴菲特最初的本意只是在他们访华办理其他事务期间，组织一次与慈善事业相关的聚会，并没有打算要说服中国富人进行慈善捐款，更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动员富人进行财富捐赠承诺。”

　　目前，公开表示接到邀请的只有SOHO中国首席执行长张欣，和“中国首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

　　张欣是第一个公开宣布接到邀请函的人。8月30日，SOHO中国首席执行长张欣在其微博(http://t.sina.com.cn)上透露，已经收到了盖茨和巴菲特发来的邀请函。

　　而陈光标更是在受到邀请之后写下一份承诺书并公之于众，在信中陈光标表示自己将会在去世之后完成“裸捐”——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出来做慈善，并且已经得到家人的同意。他的这封承诺书，可以说为巴菲特-盖茨之行打响了前哨，然而慈善晚宴的结果如何，对未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还要继续关注。

　　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这些年头，中国诞生了为数可观的新富阶层，他们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而“直挂云帆”腰缠万贯。我们有了“先富”的群体，那么在“带后富”和回报社会上他们表现如何呢？从社会舆论上来看，民众对富人阶层的表现并不满意。

　　也许我们从富豪们对慈善晚宴的“顾忌”可以读出一些他们对待慈善话题的“难言之隐”。

　　“闷声发大财”与“聚光灯恐惧”

　　中国传统文化中“财不外露”的习惯一直影响着中国很多富豪，无论他们以何种现代的高新技术获得今天的财富，他们在对待财富时的态度却也并未比百年之前名商富贾先进多少。

　　特别是在近几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下，中国带有“财富原罪”的富豪为数不少，他们的财富积累方式或多或少地带有着政策漏洞、国资占有甚至官商勾结的“斑斑劣迹”。他们钱袋里的钱来路存疑，但冷暖自知。一旦公开行善带来的媒体关注无异于自找“聚光灯”，可能最后被“围观”的不只是巨额财富，还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财富秘密”。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由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因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或已遭宣判。

　　例如今年已被宣判的前首富黄光裕，据2010年胡润慈善榜显示：自2005年起至黄光裕被调查之前，他累计捐款5330万元，排在财富榜第70位，可以说与他当年“一时无两”的首富地位不太相称。其“低调为富”与“身家不清白”是否有直接联系，目前不得而知，但相对有限的捐款额与其不愿露富的心理不无关系。

　　早些年的在上海起家的“青年才俊”张荣坤，三十几岁便成为国内知名巨富，并以慈善做权力“敲门砖”，高调成为上海市当年的“慈善之星”。然而随着他和陈良宇勾结的黑幕被揭开，这位2005年福克斯中国内地财富榜高居16位的富商，最后只得身陷囹圄。这样的实例让一些“身家不洁”的富豪如惊弓之鸟，在公众面前更加小心翼翼。

　　对善款使用的担心

　　善款使用这个话题，不只是对富人阶层来说，对全中国愿意投身慈善事业的人们都是一种信心上的考验。

　　以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善款利用为例。据清华大学2009年的调研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为四川地震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据估算，全国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支配的，极可能在80%以上。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就曾表示：“慈善捐款流向政府，这是个体制性尴尬。”

　　在2010年胡润财富榜上，深圳彭年酒店原董事长余彭年先生以5年62亿元人民币的“天文捐款”而高居头名。他早年却曾遭遇“愤怒的慈善”：他曾为某地捐赠的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最后竟被改装成某些领导的专用车；当他宣布将其所有的彭年酒店的纯利润永久捐献给教育和福利事业时，却没有政府机构能保障他所捐财产安全合理地使用……

　　我们当前对于慈善捐款的利用能力的确不令人满意，这是许多富人对于慈善能否落到实处、帮助到困难群体的现实担忧。

　　“逼捐”令人无法接受

　　每个人都会有逆反心理，富人阶层也一样。近几年来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水平的分化令许多低收入群体甚至中等收入群体对富豪们“怨气十足”。这种“仇富”倾向是分配领域社会公平失衡的一种集中体现，在发生需要慈善捐赠的时刻则会突出地爆发出来。

　　慈善之所以称得上慈善，是源于捐赠者自身的主观意愿。这是对自我财富与自身价值一种较高程度的实现，是个人对其生活社会的高等级回馈。然而通过非富群体的“道德勒索”实现的捐助是不合理的“杀富济贫”，其本质是反慈善精神的一种“泄愤”行为。

　　富豪阶层的财富是否非法获得，是由执法部门调查、司法部门审判来判定的，一旦违法将有法律制裁；合法的财产将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如何利用这些财富也是个人意愿为准，其他人无权强行干涉。

　　我们在感叹富人阶层缺乏慈善意识的同时，需要反思的还有我们在社会公平状况不尽理想的环境之下是否让自我的“怨气”左右了自己的判断，因为社会所有成员都是慈善环境的建设者，一个理性平和的慈善环境对所有群体的慈善行为都是必要的。

　　“荫庇子孙”的传统心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芹认为，仅仅从捐赠指标上看，无论是富豪阶层还是社会大众的慈善贡献，我们确实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国人是否有善心与义举，却远非数字对比那样简单。实践表明，一个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发展同这个社会的文化土壤和制度环境息息相关。

　　社会环境最核心的要素是公平与公正性，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淡化人对财富过分强烈的占有欲，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凭自身的能力获得与其能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并有尊严地生活。一个人及其家庭所能享受的物质性消费是有限的，实无必要也没有可能永远将财富据为己有。

　　对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家庭来说，只要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父母也不必担心子女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无法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在此前提下，巨额遗产对于子女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相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富豪们之所以愿意将巨额财富留给子女(当然不仅仅是富豪阶层)，往往是他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不足，对未来无法把握。这样，留给子女的财富就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有效保障和安慰。他们未必不知道过多的财富容易使子女丧失奋斗的动力，但两害相权，财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现实意义。

　　的确，从历史和现状看来，大多数中国人无论贫富都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所积累的个人财富贡献给家族，遗留给子孙后代。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富豪都做到“半捐”甚至“裸捐”，可是引导富人群体逐步建立现代、文明的慈善观念却可以更大程度地使富豪们能够将财产捐赠出来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理性看待“慈善红利”

　　慈善是否一定会“减少”富人的财富也未可知。汶川地震之后，凉茶品牌“王老吉”为灾区人民捐款1亿元人民币的善举，为其赢得了网上“爱国凉茶”的美誉，甚至有网友喊出：“要捐就捐一个义(亿)，要喝就喝王老吉！”的口号。这次慈善行为最终为王老吉带来了2008年105亿的销售额。

　　这类“慈善红利”背后或许隐藏着功利主义的慈善观，然而如果我们对热衷慈善的企业做到认真审核，监督其产品和服务质量，保证其财富来源合法的前提之下，因慈善带来良好社会形象进而获得更高商业收益的情况不应该成为被诟病的理由。

　　因为在我们无法判断慈善动机的情况下，富人群体的慈善行为和他们自身财富只要是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我们都应该表示欢迎。一个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同样会赢得舆论和民众的“好感加分”，这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慈善红利”，我们对其认识和理解应当更加理性。

　　从上述几点“难言之隐”可以看出，中国富豪阶层，甚至是非富群体都为能够建立起相对先进的慈善观念。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财富伦理可以通过企业家对个人财富的理解体现出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而非单纯商人，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才能更好的配置社会资源、解决一定程度的社会就业、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或产品进而为一个社会创造财富的人。

　　他所积累的个人财富，本身是个人能力和个人价值的一种标记，如果能够将这笔个人财富再次分配到社会领域内将会实现更大的财富功能。一刻枝繁叶茂的参天巨树如果将自己的种子洒遍养育自己土地的四面八方，将会带来一篇繁茂的树林，如果将果实种子一直固定在树上，带来的只有凋零与腐朽。

　　19世纪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他所积累的财富换算到现在的美元，很可能还是全球首富的有力竞争者。他不仅在生前就已经把财产全部做了慈善，而且还用近乎诅咒的语言向那些不肯捐的人施加压力，说他们：死后没有人为之唱歌，也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不得好死”。著名“网上意见领袖薛涌”就认为，这些(卡内基等)美国富豪们本身就是谙熟市场的大师，他们对于怎样实现社会财富分配，让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理解可能超出很多中国富豪们。

　　也许他们对慈善的处理方法正是对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生时全力打拼，死后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