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的新变化，社会管理已到转型阶段，需从宏观层面上整体推进创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创新社会管理”近来再次受到中央强调。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反映到高层信息显示，社会建设中存在多个“短板”，易成为激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源。

　　有关权威人士解析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各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不断增多，这既促进了经济发展，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也必然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

　　同时，随着我国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在高层看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明显提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强烈。

　　针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中央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管理与服务并举，将流动人口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防控、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等作为重点。

　　《瞭望》新闻周刊在多地调研采访了解到，当前，不少地区在多个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效。而按照中央部署，下一阶段，各级党委政府需将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力求尽快弥补一些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

　　“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适应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深刻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和检验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受访权威人士指出，只有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才能更加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重点突破五大薄弱环节

　　根据中央要求，当前的工作重心应针对一些薄弱环节重点突破，力求取得实效，解决根本问题。

　　采访中，有关权威专家解读说，首先，应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对于流动人口管理，其原则是“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具体来看，应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困难，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新模式，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本刊记者在深圳了解到，该市已探索对流动人口全面实施居住证“一证通”制度，将办证、就业、租房三种管理手段合一，在服务的同时也及时掌握流动人口大量基础信息；苏州市公安局依托市政府信息中心数据交换平台，推动与信访、民政、社保、电信、计生、房管等部门社会信息的交换共享，解决了流动人员信息不全的难题。

　　其次，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下一阶段，应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并用，明确电信运营企业、用户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网络消极影响。

　　目前，上海市已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尝试，例如，在本地网站布设网上报警岗亭453个，开展网上接处警、网络安全防范宣传、受理联网单位备案等业务，提高网上“见警率”和“管事率”；培育互联网社会自治组织，引导注册成立了“上海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会”，已发展单位会员54家，并在这些企业组建了一支近700人的网上信息安全员队伍等。

　　再有，以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为重点，解决好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问题，努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安全和谐的地方。

　　针对特殊人群帮教管理问题，中央的要求也很明确：对于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应落实安置政策，加强日常管理，帮助刑释解教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对社会闲散青少年，应千方百计解决就学、就业问题；对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要有针对性地完善政策措施，加强治疗、教育、管理，绝不能漏管失控。

　　同时，健全社会组织培育、监管机制，解决社会组织管控难题，也是着力的重点。面对日益多样化的“民有所呼”，单靠政府这一个“供应商”，越来越应接不暇、力不从心，让“第三方力量”——社会组织参与进来是大势所趋。这样可以实现服务与需求的“多对多”，并且由此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设置“缓冲地带”。

　　根据中央部署和当前形势，北京、上海不约而同选择了培育、发展“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模式：把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的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并建立工作协调和业务对接关系，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在管理上按照政府授权承担业务主管职能。

　　本刊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已经先期确认市总工会、团市委、市科协、市社科联等10家人民团体为首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今后还将确认10个左右。

　　而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已成为各地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共同特点。北京市高标准组建了综治维稳工作中心，由街道乡镇主要领导担任中心主任，把矛盾化解、维护稳定、平安建设和城市秩序管理工作纳入中心进行统筹，把治安志愿者队伍、保安队伍、管理员队伍全部纳入综治维稳中心统一指挥。

　　慎防新“盲点”掣肘

　　从多位受访专家的反映看，社会建设指标滞后于经济建设指标的现象十分普遍，社会建设中仍存多个“短板”。当前我国出现诸多危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基层基础工作不牢、司法权威不足等。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仇立平、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善峰等专家分析，目前的突出问题包括：社会保障力度不足，社会边缘人群数量巨大。近年来虽然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教育、医疗、物价、住房等民生领域的高支出严重“稀释”了人们的收入增长，导致心理压力和不满情绪增加，安全感下降。

　　社区建设进展缓慢，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由于多年来社区建设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一方面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村委会、社区居委会整天忙于政府安排的事务，社区自治和矛盾化解能力薄弱；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素质不高、队伍不稳，一些大学生难以充实到社会工作队伍中去。

　　社会管理“盲点”不少，新生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衔接不畅，出现了不少管理上的盲点。比如一些单位的集体宿舍和新出现的商务楼宇，都是社会管理的新课题。对于这些盲点，政府必须搭建新的平台，用新的方式进行管理。而随着各类社会组织的增多，如何培育、监管并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各地社会管理中遇到的新课题。

　　利益诉求渠道狭窄，心理干预体系不健全。当前老百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狭窄，心理健康干预、精神病人管理也是各地遇到的普遍难题；特别是重症精神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时干预和治疗，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变“堵”为疏的思路创新

　　接受采访的基层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十分紧迫，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龚德庆认为，当前社会管理已到转型阶段，再要往前走，不搞体制机制创新不行。党委政府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原有体制上很难有效解决，办法太少、思路太窄，面对许多社会矛盾只能消极被动地应付。只有更新管理观念、创新管理体制，才能主动有效地解决新的社会矛盾。静安区目前进行的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可谓机制创新的一个探索。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汉龙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当前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核心任务。政府的服务是刚性的，保基本的。多元化的需求要靠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来解决。政府就应该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拾遗补阙”者，这样在社会管理中既不会缺位，也不会越位。

　　多位研究者也表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从宏观层面上整体推进，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贠杰认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除了要加大财政投入解决民生问题外，还要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强化服务型法制型政府建设，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指标，形成一个统一协调、分类管理的体制机制。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分析认为，“目前，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一些地方社会管理的思路仍然比较落后，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下的思路，造成了很多问题；二是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政府是被动的。民众不闹政府不管，大闹大管，小闹小管，采取的还是‘堵’的办法。变‘堵’为疏，也是思路上必须的一个转变。”

　　林喆认为，除了具体的社会管理举措的创新，改变社会管理现状的另一个渠道，是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来，这可大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对此，林喆提出了包括首长接待日、听证、发言人、协商对话、特别领域信息公开、党务政务公开、谈话、举报人保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述职等9项制度建议。

　　就协商对话制度而言，“我们应该在党内上下级之间、党群之间、干群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物业与业主之间、居民委员会与居民之间、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等等，广泛地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对话。这种对话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化解矛盾，成为疏通民众意见的渠道。这是现代法制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就可以消除各种矛盾、隔阂和误解，使有关方面的决策及时得到民众的支持，以及随时掌握民意”，林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