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否不是关键，关键是有无“说人话”心存的善意，有无为社会积善的愿望

　　文/沈望舒

　　社会文化从来就是热点不断，尤其有了互联网加盟之后，各路声音被放大，社会言论更是热上加热。有些喜忧参半现象，令人感慨。

　　例如在去年到今年的高校毕业典礼上，校长们纷纷发散人文情愫，进行了贴近学生、贴近生活、热情而精彩的演讲，受到在场毕业生、校内师生、了解演讲内容后的大众传媒们一片叫好。话风一变，“情感领袖”色彩盎然、却又不失“意见领袖”的挥洒，让一次演讲带来的“粉丝”群，远大于对诸位院士终生学术成果的知情者数量。校长演讲中个性十足、引人共鸣，居然由网上、报刊、手机短信和电视评议变成“段子”，由此激起更大一片涟漪──人们居然主动把原件找来一睹为快，其“人气”可见一斑。或许与草根表达相关，有人称赞这些演讲终于“说人话”了、都是些“说人话的内容”等提法。更重要的是，由此让公众萌生一种社会愿望：什么时候各级官员、那些政府公务员、那些掌握太多垄断资源与公共权力的机构人员，也能开始说人话呢？网民如是问。

　　又如热映两个月的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不负厚望，已收获6亿多元人民币的票房。百姓们的热捧，永远是文化产业奇迹的基础。冯式思维将大灾后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演绎得如歌如泣，让千千万万的社会大众随之心绪起伏，结果是让观众们撂下一句：“不错。”发表在《北京青年报》的一影评，文中也赫然说是一部“讲人话”的电影。

　　琢磨“说人话”一语，其实的确是正面肯定。一方面语言因沟通需求而产生，讲话首先要以听者能懂为前提；所以讲人话首先是让关注你、受你话语影响的人明白。另一方面，“人话”有别于“鬼话”，在“说什么”和“怎样说”两个关键环节上十分讲究；“人话”有真诚、真实、真理的气息，有正常人际交往中善意与善行的境界，有传播良性内容、体现与时俱进、富有科学含量的共性。

　　细读校长们风格化的讲稿，都直面学生亲历的生活与环境，不藏不掖，关心学生面对的现实与未来，激情鼓励与理性劝戒并重，不骄不纵。尤其是对学生们高度的尊重溢于言表，甚至可以理解为那是对一群年轻而卓越者所代表的民族未来的信心和憧憬。

　　细想唐山抗震中和之后百姓不离不弃的生活，反映到电影中一幕幕相依相助、相拥取暖的场景，平凡与不朽的人性恐怕是反复咀嚼的境界，和谐与美好恐怕是不断回想的形态。“在一起”的幸福，虽然没有显贵巨富的亮色，却坐拥唯有“自己人”、“过来者”才能体察和享用的温馨。两类“说人话”现象的主流价值无可厚非，且得到社会多层面人群的好评，普遍的遗憾仅是对它们总体稀缺的不满。

　　但是却有一些“非常”之人，不可接受世间有好也有坏的现实。这类被新加坡媒体称为“习惯性批评”者，似乎怕人们因事物有向善美好的主流获得美感，似乎放弃谩骂、刻薄会失去自己的价值。

　　关于校长们主要针对本校、本届毕业生准备的讲话，居然有人使用虚伪、空话、抄袭、模仿、作秀等恶意来评说，居然有人沿用技术分析量化的怪癖、说不如某外国总统、某西方校长演讲加以贬低。关于《唐山大地震》，则完全不关心观众去看电影到底想看什么，文化消费群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到底想买回什么体验；他们的功夫下在电影之外，一味用阴谋论的观念、计量性的手段、泼脏水的方式，要冷峻地表明事情都是丑恶的：如果你看到了好事，那是没发现丑恶，社会友善皆为骗局和陷阱，只有高度戒备、怀疑与否定一切才是正道。

　　“习惯性批评”与社会所缺少的理性批评无关，与任何事物健康成长所需要的辩证而清醒的环境无关。所以这种另类的“批评”，被国内外批评家称为“不厚道”。

　　不久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酷暑下纠正交通违章的一日体验，一些名流出席捐赠灾区的宣传教育，又被大肆妄评、扣上“作秀”的帽子。大有让可能的善举皆淹没于口水之势，这或许正是习惯性批评的主观功能。

　　丹麦男童因不满媒体仅述丑恶与灾难的环境，创建只传播美好的电视台一事，让世界沉思。批评与否不是关键，关键是有无“说人话”心存的善意，有无为社会积善的愿望。尚待成长的中国品牌文化生产力主体、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项目，幼年阶段必定颇多缺陷，需要善意呵护，需要让“说人话”氛围的养育；“习惯性批评”者们若也盼社会向善，那就请收起“妖刀”，让自己成为批评领域有文化内容和科学含量的一员。□

　　沈望舒：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文化产业研究所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