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援助困难记者及家庭的项目———“首都记者援助项目”日前启动。12名记者成为首批受援者，他们分别获得5000元人民币的援助金。其中包括伊春空难因公遇难的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胡文雅、在伊拉克受辐射等战争伤害严重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宋聃，以及调查采访中“被通缉”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等。中国记协、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

　　正如发起方中国产业报协会在启动仪式上所言，让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过上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和谐指标。5000元援助金数额固然有限，可能更多体现为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这毕竟标志着记者援助正在从抽象的声援走向实际的操作，从法制诉求走向路径探索，值得鼓励。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对记者的援助越来越走向多样化和常态化。

　　这一次的记者援助，受助者主要限定在三个方面：因进行合法新闻采编工作而遭受身心较重伤害的；本人患有重大疾病或出现意外事故的；在合法新闻采编工作中产生纠纷需要正常维权的，等等。前两项界定起来比较简单，也不容易产生歧义，目前困扰记者这个行业的主要是后一个———记者的正常维权。甚至可以说，在记者权益屡屡受到不应有干扰的现实下，记者维权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社会广泛、持久助力的领域。

　　这些年来，记者正当权益受到侵害并不鲜见。在披露事实真相、捍卫社会正义的路上，屡屡发生记者被打、被抓、被扣押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一种“习惯性遭遇”，社会对此往往爱莫能助。一些地方政府、企业甚至游走于法律的边界，动用行政资源、司法资源有组织地侵害记者权益，肆意挤压记者的采访权，从而达到阻挠正常舆论监督之目的。在此情形之下，记者往往面临着维护公义和个人权益的双重困境。

　　早在2009年记者节前夕，一份民间的记者权益报告显示，在记者维权过程中，组织的缺位、单位回避、有关部门的无暇顾及，使维权孤立无援。特别是一些从事调查性采访的记者，很难“过上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自顾尚且不暇，何以大义渡人？这无疑都对记者这个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公众每每呼吁善待媒体，善待记者，保护舆论监督。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也专门谈到，“舆论监督是社会文明进步不可少的力量，一定要维护记者合法采访的权益，否则，社会正义就无法维护。”现在社会各界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合法权益不再“悬在半空”，而是脚踏实地，真正内化到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中去。

　　因此，眼下特别需要类似记者援助项目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举动，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来，先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然后再谋求常态化、制度化的权益保障。这样的努力值得期待，只有记者的采访权受到尊重，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对记者的生活和权利进行必要的救济，就是在救济公民个体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