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

　　日前在日内瓦的一个会议上，笔者向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发问，你的美中“战略再保证”论为何如此迅速的销声匿迹？他说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概念，也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是为了建立经常性战略磋商的机制。回想当时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对斯氏概念的讨论，尤其对“再保证”的“再”字进行多方诠释的热烈场面。现在看来是有些多余。

　　事实上，斯坦伯格是在回避笔者的问题。当时他确实有为美中关系提出一个大战略框架的雄心，只不过无法自圆其说才被迫作罢。从斯坦伯格的新解释来看，战略互信的基础薄弱是美国政府不愿再提这个概念的原因。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时，由于中方着力引入“战略互信”的概念，双方第一次同意把战略互信放在中美关系总体框架的显著地位，但是，美国政府此后的一系列动作却似乎没能体现当时中美联合声明的精神，至少没有对几个月来在我周边做出的连环战略步骤提供合情合理的解释。自“战略再保证论”消失之后，双方的战略猜忌有增无减。因为缺乏战略互信，任何保证和再保证当然都失去了意义。

　　即将恢复的中美军事交流应当基于战略互信，而不是战略猜忌、互相揣摩对方的实力，为将来的战略对抗做准备。迄今为止，中美军事交流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首先是战略猜忌仍占上风。美方总是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讳莫如深，增加军费，发展海军以及反航母能力的目的没有挑明，所以军事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摸中国的底牌。美方对军事交流的期望值虽然不高，但仍然热衷技术层面的对话，以此寻找中国战略思路的蛛丝马脚。中方却认为，美方的交流意图实际上是为其明确的遏制战略服务，对中国并无好处。因此，多年来无论是第一管道还是第二管道的交流大都是流于形式。

　　更重要的是，中美双方对核心利益的理解不同。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一超独强的战略地位，全球六大洲都是美国的战略舞台。中国并无阻碍美国六大战略司令部的行动的战略意图，但对其周边的安全形势不能熟视无睹。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内部稳定和领土完整，在国民经济水平上升的条件下加强国防力量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就必然引起具有全球事业的美国的猜疑。

　　当然，中国在解释自己的核心利益时缺乏美国认可的透明度和有力的说法。特别在发展海军方面的思路被认为不够清晰。通过真正的战略层面的军事交流本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这类交流必须以战略互信，或者至少是降低战略猜忌为起点。

　　此外，美方认为，与中国军方进行的交流使五角大楼处于不利地位。五角大楼的决策者多是文职官员和战略专家，而中方仅以军方出面，中美对话处于不对称的局面。在交流方式上，中美不妨可以考虑对军事交流机制做出相应的改革与创新。

　　任何意义上的战略互信也应当包括对双方决策机制的信任度。从历史上看，战略互信的最佳途径是高层对话。但如果战略互信不能通过高度机密的元首外交得以实现， 譬如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期的那种外交，那么较低层次的战略互信的交流必须要有政治保障。事实上，如果重开中美军事交流的目标已经上升到建立“战略互信”的层面，那么就必须让不对称的交流拥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环球时报》2010年09月17日 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