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伯静

　　9月18日，全国百余专家考察了安阳高穴大墓及出土文物，初步认定西高穴2号大墓应为曹操墓。中国社科院专家称，目前提出的疑问不足以推翻现有结论，社会应尊重考古学界意见。（《新京报》9月20日）

　　看来，曹操墓很可能是真的了，估计今后可能会掀起一场考古发掘热，甚至帝陵发掘热。但即便曹操墓为真，今后的考古发掘也应慎之又慎。

　　当下考古界缺少“一锤定音”式的权威，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可能会遭到猜测、质疑，没有十足把握的任何论断都可能受到指责。进而，很可能会误导民众思维，还可能制造学术界的混乱，甚至会触犯法律、违反社会公德。所以，今后的考古发掘及公布，一定要有可以服人的学术基础，而且政府最好少说话，因为这极易引起公众误解。

　　曹操墓的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盗墓者，但考古不是盗墓，我们应为子孙后代负责。以今天的科技能力，我们还没有把握让任何一件考古文物完好无缺。假如由于我们的草率导致出土文物受损，那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这方面我们有过惨痛教训。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回忆，在当年挖掘马王堆汉墓时，陵墓是被水泡着的，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浮，非常漂亮，可拿出来一见阳光后就烂掉了。徐苹芳说：“我们亲眼看见的，马王堆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

　　在定陵被发掘之后，那么精美的丝绸一见空气就灰飞烟灭。现在看来，这简直是犯罪。客观地讲，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把握能妥善保存这一美好瞬间。在技术未达到一定水准的情况下，盲目发掘其实就是一种犯罪性破坏。

　　以前，由于有了惨痛教训，我们有了一个优良传统——保护。当年，郭沫若极力主张发掘乾陵，盼望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可能保存在乾陵地宫内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手迹（一说存于唐太宗昭陵），但有着远见卓识的周恩来总理否决了这个提议。当时，周恩来说了一句话：“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郭沫若力陈发掘乾陵的意义：“打开乾陵，说不定武则天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可重见天日！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但在周总理的干预下，乾陵最终没有发掘，以至郭沫若在失落中写下“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的诗句。从保护的角度看，郭沫若的遗憾是今人及后世子孙的幸事。

　　当前，挖掘似乎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地方政府和学者都期待发掘。此时，我不禁想起几十年前周总理在乾陵发掘计划上批示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是啊，好事还是留一些给后人做吧。即便曹操墓为真，今后的考古发掘也应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