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两个文件。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明，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和权威。

　　的确，司法公信和量刑捆绑在一起。现实中的“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层出不穷，究其原委，法外因素干扰有之，法官贪腐枉法有之，量刑裁量权过于宽泛也有之。法庭审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定罪，二是量刑。长期以来，刑事司法程序的制度设计更关照定罪，而忽视了量刑。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常被简化为控辩双方的一句“特恳请法院依法从重(或从轻)判处”。

　　我们又是成文法国家，而法律条文较原则和抽象是成文法的特点。以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而论，其法定刑就覆盖了所有主刑，从最轻的管制，一直到最严厉的死刑。就算细化到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也可根据案情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从理论上说，判3年和判死刑，都在法定刑幅度内。对具体当事人而言，这却是天壤之别。

　　刑法和一些司法解释，虽然也在量刑标准上努力改进，但惯用的“情节严重”、“情节较轻”、“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从重处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以”等术语背后，仍然模糊不清。这样，当缺乏程序制约，对法条的最终解释权又掌握在法官手里，腐败就难以避免。

　　由是，防止量刑腐败的惟一路径，就是要规范量刑程序，并以细致的量刑标准，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有“自由裁量”成为受限的权力，既能体现法官心证，又能体现法律正义，司法公正才能日常化地降临在个案之中。

　　也因此，量刑规范化改革实则包含两大内容。一是量刑程序的完善，二是量刑标准的细化。量刑程序的完善，就是要在庭审中，引入控辩双方的辩论程序，让法官真正回归中立的第三方，审度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与理由并居中裁判。

　　当然，如果法官对控辩双方的量刑辩论视而不见，裁判文书中也不予着墨，则“规范量刑程序”将成为空话。这就要求，法官在最终判决书中，必须反映控辩双方对量刑的意见及其提供的证据与法律依据。法官也应公开其决定量刑的理据，让当事人和公众透过公开的裁判文书，即能看到正义的实现过程。

　　在量刑标准的细化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往前推进了一步。量刑的指导原则、量刑的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以及故意伤害、盗窃等15种常见犯罪的量刑，均有了相对具体的依据。但遗憾的是，同样存在较严重“同案不同判”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并不在此次的“规范化”之列。

　　如今，对官员的贪贿行为，公众怨声很大，所以，对贪贿犯罪的量刑，也左右着公众对司法公信的看法。依刑法的规定，贪污数额超过10万元就可判死刑。但从近年来的个案看，刑法的这一规定经常被虚置。为此，希望“两高”能本着“量刑规范化”的目标，继续完善量刑程序和量刑标准，最终遏制“同罪不同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