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昨日在北京开幕。四天的会议将集中讨论审议“十二五”规划建议，勾勒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方面的发展路径与图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称：五中全会将拉开新中国又一个改革大幕，除了在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主要发生在社会政治领域。

　　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有不少人认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会影响社会安定。尽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但过去，我们的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从提高改革效率的角度来说，这在特定时期或有其必然性，但政治、经济、社会是互动的，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不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想继续向前行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所幸，近来这个话题随着中央高层的不断触及与倡导，已渐渐“脱敏”。甚至可以说从官方到民间，从专家学者到草根阶层，都几乎无可争议地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温家宝总理近期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甚至用了“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让人们看到了中央高层的信念与决心。

　　现实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屡屡遭遇“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尴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一波改革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障碍。利益的阶层化使得那些权贵阶层，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说自话，却不顾协调发展这个大局。近日，网上一篇《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奇文，甚至提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惊人之语。与其说这样的言论荒谬可笑，不如说它生动折射了相当一批官员的执政思维：为了政绩，可以将百姓福祉与公共利益抛到脑后，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诸如此类的社会矛盾，看似经济问题本质上又都与政治制度相关。

　　应该认识到，近期民众生活压力增大、幸福感削弱的重要来源，就是公权力的错位与乱象，这是亟待通过改革来矫正的。上周《人民日报》发文炮轰“乱收费”现象，引起社会广泛热议，梳理之后会发现，这些剥夺群众幸福感的乱收费根源，正是行政及垄断行业将公权利益化、部门化的恶果。学校、工商、质监、卫生、城管、交通等部门都会成为乱收费、乱罚款的高发区域，广受公众诟病。其根源何在？就是支撑“乱收费”背后的权力太乱，而公民权利又太过孱弱，完全失衡的权力可以肆意“裸奔”，民众缺乏必要的途径对其监督制约。

　　不仅仅是错误的掌权思维、无制约的与民争利，权力的错位还导致了腐败的盛行，贪官污吏的横行，乃至于政府与群众的对立。所有这些光靠矛盾一个个激化后再解决，难免会“摁下葫芦浮起瓢”，唯有借力于从权力运行机制上的根本梳理，重新摆正官员权力、民众权利各自的本位，才能指望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化解羁绊我们的困境。唯有这些与经济发展的成果形成合力，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

　　有政治学者认为，未来五年中国应该深化“善政”改革趋向“善治”。“善治”的确是一个打动人心的词汇，当我们向新目标攻坚的时候，这个词汇甚至可以作为座右铭一般写到各级官员词典的显著位置：什么才是善治？怎样实现善治？除了解放思想，构建以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治理改革，善政善治还有他途吗？

　　政治体制改革头绪万千，但必须找出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才能进入正题，现在来看，通过“十二五”规划来增进民生福祉，一切以服务于善治为指向持续体制改革，是一条清楚的路线。要做到这些，就一定绕不开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归属、运用、监督等问题彻底理清，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更透彻地贯彻到权力机制当中。民主与法治不只是一个口号，更需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善治”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而“善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