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都被中央的一项政策所激励，进行了一场“农民上楼”运动。国土部2008年开始试点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据说已经在贯彻中出现了扭曲。《新京报》报道，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甚至发生了强拆民房，农民被“打”上楼的事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称，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这里提出了所谓“增减挂钩”政策，通俗说就是一场“零和游戏”，将农村的建设用地(宅基地等)转化为耕地，再将城里的土地转换为建设用地，两者挂钩，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多少，城市建设用地就可以扩张多大。

　　这真是一个用心良苦的决策。耕地保护红线既没有被突破，城乡总体建设用地面积也没有改变，不同之处在于，农村廉价的建设用地，转换成了昂贵的城市建设用地。这对促进地方GDP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参与“增减挂钩办法”制定工作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郝晋珉认为，国土部开展此试点也是无奈。意即，我国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用地的矛盾发展到很尖锐的程度，此举却可化解。

　　但问题是，如何“找地”，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怎么成为国土部门的首要任务了？国土部门的首要职责，明明是“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这项政策的制定者当然不会不清楚，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将分散居住的农民统一归入单位占地面积小得多的楼房内，拆迁运动会因此日趋严重。

　　与其将问题全部归为各地政府的扭曲，不如首先检讨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我们享用资源的同时，也要提防竭泽而渔。“科学发展观”反对的也恰是那种不顾可持续性的盲目GDP崇拜。在现代官僚体系中，人为设置了职能分立的各个部委，有的专司经济倾向扩张，有的则强调节制与保护，它们间的相互制衡，才能使这个社会不至于伊于胡底。但现在的乱象是，环保部门有时要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国土部门却在努力让土地资源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全部用光，当职能部门迷失了自身角色，你对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未来能有怎样的预期？

　　耕地需要牲畜、农具与现代机器，农村以平房为主的居住环境，有其客观限定要求。让农民全部住进高高的楼房，必然遭致反弹，强制拆迁于是不可避免。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当经济发展本身由手段变为目的，整个社会的暴戾与异化，将使现代化的征程进入歧途。

　　这样的冲突，也在学者于建嵘与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间爆发。受邀前去讲课的于建嵘，号召万载县干部不要去拆百姓房子，要确保个人权利。陈晓平则辩称，为了发展，就得拆迁，否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为此怒而离席。

　　于建嵘等知识分子的工资，当然不需要从拆迁的收益中来给付，没有拆迁运动，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是停滞不前的。但万载县委书记之所以振振有词，其实是有着一整套制度与观念的激励在背后做支撑。再回过头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我们不得不慨叹：有些人对这片土地确乎煎得太急！

　　(韩福东 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