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不久前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在“拆了建、建了拆”的造城运动中，我国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在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钢材的同时，我们也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达4亿吨，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垃圾总量的30%—40%。“短寿命”与资源高消耗并存，已成为我国建筑产业的一大通病。

　　有评论认为，短命建筑的背后是“短视文化”，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是短视文化，不如说是“政绩文化”蔓延的必然结果。要知道，很多地方规划的随意性强。一些地方领导盲目追求政绩，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只求在任期内能完成几个像样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以及由此带来的GDP的蹿升，不讲综合效益。同时，一些大型建筑在规划建设时，缺乏专业的论证，全凭少数决策者拍脑袋，待下届领导上任，看着不顺眼就一声令下拆除。如此说建就建、想拆就拆，使城市建设陷人反复拆建的恶性循环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地方领导片面追求形象、政绩是建筑总短命的重要原因所在。

　　规划界早就有这样的说法，城市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其结果是造成一些编制得不错、有利于老百姓利益的规划因不符合领导的意志而成为废纸一张。当前，某些领导为了谋取私利，好大喜功，盲目干预开发过程以及城市布局，修建一些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政绩工程，使得长官意志高于公众意志，结果背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还有的规划被指责为有权有势的社会阶层服务，而忽略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更应明确的是，由规划浪费引发的拆拆建建，使老百姓和纳税人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也给政府带来了高昂的行政成本，影响到了政府信用和公信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曾明确指出，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干预过多，二是被开发商暗地操纵。建筑短命与政府和官员自身利益的过于张扬，造成的城市普通公众发言权空间狭小乃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官员们不加以反思和改进，在笔者看来，对社会来说，建筑“短命”就会成为我们梦魇般的存在。

　　城市规划和建设可以体现领导者的意志，但应该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因为城市领导者的变化而不断反复修改，不能成为某些领导捞政绩树形象的工具，更不能成为官商合谋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若能做到这点的话，在笔者看来，也就找到了救治建筑短命的要害所在。

　　“短命建筑”背后的“政绩文化”更值得警惕！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