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由于对职业病鉴定机构的诊断结论不相信，河南工人张海超不得已采取了“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引起广泛关注。为破解职业病诊断中用人单位拒不提供有关资料的情况，中国拟修改职业病防治法，设定对用人单位不利后果的条款。(11月4日《新京报》)

　　今后，如果工人与用人单位因职业病之事对簿公堂，将尽显优势，毕竟举证的是用人单位了，这的确能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这值得庆贺，但不值得欢呼雀跃，因为，职业病要鉴定，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工人敢于和用人单位对簿公堂。这就如同讨要加班费一样，真能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的有几个？而如果工人不敢告用人单位，那职业病的鉴定也必然被“架空”了，并不能保护最广大工人的合法权益。

　　工人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局面。不给你加班费，不认为你得的是职业病，不给你相关补助，一般而言，你只是敢怒不敢言，毕竟，你敢告他，他就敢开除你。而现在，人才过剩是不争的事实，找工作难大家也感同身受，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一点点的加班费或补助就丢了饭碗，显然有点得不偿失。这不是工人没有保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而是维权的成本太高，代价太大。

　　要纾解这样的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免除工人的后顾之忧，譬如用人单位借此开除工人的要补偿巨额精神损失费，让工人能够后顾无忧；譬如建立相关的社会组织机构或团体，为因此遭解聘的工人提供再就业机会……

　　任何出发点良好的政策的颁布，都必须以现实土壤为原则，脱离了这个原则，再美好的政策也只是看上去光鲜而已。职业病防治法的举证改变，正是忽略了现实境况，因此亟须相关措施对接，缝补好这个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