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原晋源区副区长因“古寨惨案”被免职、立案调查之时，平顶山市长因矿难停职4个月后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的消息也徐徐传来，形成一种对照。

　　在今天，或许要把问责官员的消息和官员复出的消息合并起来读，才能使我们身处的语境完整，而这样的语境无疑令人难以宽慰。

　　我们面对的是一起可谓人神共愤的惨案，拆迁户、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父亲孟福贵，被10余名手持棍棒人员活活打死。是可忍孰不可忍？

　　晋源区副区长被立案调查，这是在该事件发生多日之后终于迈出的第一步。迈出这一步是好事，公众绝不希望这一步“倒”回去———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官场“问责游戏”手法，免职后换一个岗位重新做官，并且迅速出山，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需要防备这种情形的出现。防备的理由很充分：同样是被问责，平顶山市长停职4个月就平调出任正厅职高官。既然造成几十人死亡的特大矿难责任官员能够快速复出，仅仅致死一人的拆迁问责官员，又有什么不可能异地、异时官复原职呢？

　　报载，获悉有当地政府官员被问责，孟建伟觉得很欣慰。“等了太久，在这以前等来的都是传递私了信息的人。”

　　“然而，免职后会发生什么，这点很重要”(11月15日新京报)，孟建伟的话意味深长。一来，惩办凶手特别是主谋的要务未加迅即落实，而这种赤裸裸的私了情节和迟到的正义，只能说明此次彻底问责官员的可信度有限；二来，官员被问责后迅速复出的事例信手拈来，让人难以为眼前的“问责”而欢欣鼓舞。平顶山市长虽然只是被停职，与辞职和免职有质的区别，但作为一个在“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和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都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他的轻易复出还是引出不同解读。而此前，被调离简阳市长岗位的段成武在一周之后即被资阳市人大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的事实，更已创下问责“走过场”的纪录。

　　对被问责的官员固然不可一棒子打死，问题是地方政府真的到了人才奇缺，不尽快使用被问责官员就“转”不起来的地步了吗？非也。

　　不必讳言，被问责官员迅速复出，并成为一种不断被复制的路径，反映了当下一些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危机公关技巧。一些担责的官员，通过形同虚设的问责关口，要么以局部牺牲转移视线，为地方减轻责任压力；要么暂时避讳洗净污点，以便日后轻装上阵重返政坛，问责过程于是成了应付舆论的障眼法。难怪公众惊呼，这样的问责简直是让当事官员带薪休假，起不到任何促其反省、引以为戒的效果。

　　今年3月，中央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

　　被问责的官员迅速复出，不仅违背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中央精神。

　　问责做做样子，这种问责比不问责影响还要坏。因为这会给一些干部留下心理暗示，使他们对问责失去敬畏之感、恐惧之心，而继续在漠视责任意识的道路上走下去，同时，也起不到震慑、警诫同仁的目的。

　　就拆迁事件进行问责，还是不甚久远的事。《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4月《南方周末》的这一新闻标题，曾经刺激了多少公众的眼球？天津市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说的“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把谁处理了？”又让多少公众平添愤懑？

　　显然，问责不坚决，问责不主动，可能影响的是一级政府的法治形象。但“走过场”的问责，是对中央规定和民意的欺骗，体现的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吏治态度和政治风气。它令官员更加漠视违法违规的成本，甚至把接受问责当成一种交换手段。

　　不问责和假问责，两种情形同样是上对不起中央，下对不起民众，但是在今天尤须警惕“问责游戏”成为潜规则。因为这种行为和官场厚黑学中的行为艺术有一拼，它的实质是抱团风险共担、集体过关，体现的是一种体制保护。

　　严峻的事实说明，我们不能仅仅把眼光盯着那些被问责的人，也不要光质疑非正常复出的问题官员，更要向那些急于起用被问责官员的组织人事部门，大声叩问一句：刚刚被问责的官员快速重新任用有没有违反中央规定，符不符合公论？

　　我们既要对当事官员问责，更要对枉顾中央规定，违规任用、提拔被问责官员的责任人再问责。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明确，“确实存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问题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那么，诸多被问责官员快速复出一事，存不存在“违反规定”；如果存在，谁该受到责任追究，同样亟需给社会公众一个清晰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