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这种书生意气，如今却不是用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被公民用来守护自己的家园。最近，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致潍坊市长许立全的公开信引起网络轰动，阐释的正是书生面对强拆推土机时，无助之下的意气之举。

　　与其他公民相比，作为书生的王进文以其特别的方式抗议拆迁的机器推倒自己的家门。公开信作为王进文的“斯文武器”，尽管没有自焚、土炮那么具有震撼力，但其社会影响却同样具有轰动性。而这种轰动性不仅仅是因为这封公开信出自书生之手，正如王进文的冷幽默所言：我“绑架”了清华，“绑架”了博士，“绑架”了法律。(12月1日《新京报》)

　　细读王进文的公开信，我们能感觉到，在斯文和理性的文字后面，隐藏着的是一名社会公民对于暴力强拆的愤怒，同时更充斥着知识分子对维权通道逼仄的怨念。而清华法学博士王进文“三个绑架”的冷幽默，背后所折射的正是在野蛮拆迁现实情境下，公民的维权窘境和正义焦灼。

　　正如王进文所言：“虽然公开信借助了‘三个绑架’的影响力，但需要反思的是：谁绑架了我，谁绑架了唐福珍，谁绑架了那些面临野蛮拆迁的人？”在野蛮拆迁时代，也许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存在着同样的困惑。由此看来，王进文的公开信又不仅仅是个人维权的工具，也不仅仅是为家乡遭遇野蛮拆迁的村民请命，在公开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公民、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在野蛮强拆的面前，一名法学博士也只能依靠公开信的形式，依靠网络表达自己的正义诉求，可见法律的威严在行政权力主导下的野蛮拆迁中，已经沦丧到怎样的地步。如果法律能够出来主持正义，面对强制拆迁，任何公民都应拥有与权力对话的空间。可如今，堂堂清华法学博士尚且要通过公开信这样的非常态途径，取得与权力平等对话的权利，可想而知，那些无名校、无头衔“绑架”的公民面对的该是何等窘迫的维权环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王进文这封犀利的公开信发出后，先是有人试图用138万的重金封口，遭拒绝后当地官员又不辞劳苦，亲自进京与王进文沟通。能够换来权力心平气和的沟通，应该说，王进文的“三个绑架”功劳不小。要“绑架”这么三个重量级的头衔，才能换来地方权力的诚意沟通，反过来想，如果脱离了这三个话语身份，官员进京恐怕就不是为了沟通而是“跨省追捕”。而事实上，即便是这样一次公民与权力的对话，当地政府也可能是怀着“醉翁之意”，满足公民诉求更是为了当地的形象。

　　“人在做，天在看”，清华法学博士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公开信的结尾，这其实也是公众在野蛮拆迁不断、公力救济匮乏、公民话语权沦丧情境下的无力呐喊。权力能够降低身段与王进文沟通，王家甚至王家所在村庄遭遇不幸也许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正义诉求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和权力尊重的现实环境下，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有清华、法学博士等这些话语身份来“绑架”。

　　面对公开信所投射出来的正义窘境，在公民权利屡遭侵犯的今天，更多的民众可以“绑架”的，恐怕只有社会公民这个头衔。而要让公民这个头衔具有清华、法学博士的效力，首要的恐怕还是将法律从权力的“绑架”中解放出来。有法治的威严，公民才有力量，当公权冒犯私域的时候，才能“要求”而不是“乞求”。有了法律保障，公民才能拿回话语权，拥有对话公权的话语身份，公民才不用以“绑架”其他话语身份，来突破自身面临的维权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