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交通治堵方案目前已获国务院原则同意，北京将尽快修改完善后，抓紧征求意见，确保平稳出台。而据新华社下属的《财经国家周刊》报道，这份治堵方案将包括每升汽油征收2元拥堵费、购车须先有车位、限制本市居民及外地人买车等“猛料”。　尽管，这并非官方公布的正式版本，却仍如“巨石投湖”，令社会舆论为之一“震”。在诸多市民看来，这些治堵之策或许并非空穴来风。毕竟最近曾有接近治堵决策核心的专家、智囊乃至官员，在不同场合发表征收拥堵费、限制外地人买车的观点。

　　不管这些消息是真是假，市民对北京的治堵方案已高度关注。既然，国务院已经原则同意，方案闭门酝酿许久，自当尽快付诸公议。

　　治堵方案关系到1900万左右在北京工作、居住、生活的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这样一份方案要想出台，显然需要获得市民的认可。如果，市民不理解、不配合、不妥协，而治堵方案强行出台，恐怕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将远远大于道路通畅的政策目标。治堵方案要“平稳出台”，那么政府要做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制定方案，而是在出台方案之前，怎样先用事实依据和科学原理说服市民。

　　首先，很多市民对可能非常严厉的治堵方案还没有心理准备，有诸多问题需要在公共空间中进行讨论，对此有关方面应该认真倾听。这些问题包括：市民要不要为治堵付出代价？如果要付出的话，又当以多大的代价为宜？市民付出了代价，能否起到治堵的效果？

　　另外，市民也应意识到像过去那样自由买车而低成本随意用车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未来市民在买车和拥堵之间是否也应做出一定的权利让步？在方案征求意见环节，只有进行充分的讨论，才能达成“治堵共识”。

　　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国务院原则同意北京治堵方案，并不意味着全部认同这份方案的具体措施。比如，“利用经济手段控制机动车污染和解决重点拥堵路段拥堵”，这可以看作是原则，然而，具体利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段，显然有值得商量的余地，北京市民是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

　　其次，市民并非不可说服，关键要看是否道通理顺。有关部门在准备方案的同时，还需要准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作为每一项政策的支撑。比如尾号限行政策是否进一步刺激了购车行为，征收高额拥堵费究竟能够抑制多少开车出行需求，民众为此又将每年支付多少成本，政府将增加多少收入等。这些都需要靠数字说话。

　　再次，治堵方案不可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为了治堵而不惜手段，应该确保程序正义和公平，符合尊重公民权利的社会大势。治堵方案理应对公车和私车做明确的区分。实际上，方案应该对公车采取更加严厉的约束措施，公车在零增长的基础上还应有保持负增长的政策目标。治堵方案中也不应违背公民权利平等原则，避免歧视外地人的政策出台。以不公平为前提的治堵，实质上是“治民”，普通市民才是最终的买单者。

　　严重堵车，是每个市民都不愿看到的，治堵，政府和市民有相同的目标，也就有了达成共识的基础。不能仅仅是为了治堵而治堵，而应该在方案出台的过程中，展现行政文明。用文明的方式治堵，耐心倾听与说服市民，最终形成的治堵方案才能普遍为大家所接受，也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