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一小学中，一群8-10岁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少儿政府”，下设市长 、副市长，还配有纪检委、法院、公安局等部门。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让学生走入“权力意识”的误区。

　　身着职业装，乍一看颇具领导范儿。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比如年龄最小刚上三年级的“官员”李凯杰，甚至还描述不清自己的工作内容，但这并不妨碍他自豪地说自我介绍：“我是交通局局长。”正常权力运行和现实行政序列，确实跟稚气未脱的小毛孩不沾边，跟小学生也没啥交集。所以有专家担心，这是为孩子注射了“权力激素”，怕污染了稚嫩童心。

　　如果过分担心孩子被“权力意识”毒害，就是矫情地“心理洁癖”。就算没有这个“少儿政府”，现在的孩子就真接触不到权力运作，真能置身权力真空？不可能吧。信息社会资讯爆炸，孩子每天都接受庞杂的各类讯息，隐权力、潜规则等，早就辐射到孩子内心。

　　可见，关键问题不是如何让孩子与权力因素绝缘，而在于如何引导和教育。孩子从小接受何种核心价值的启蒙训练，决定其今后如何监督和参与权力运行，如何甄别“权力失范”、助推社会进步。

　　其实，“少儿政府”前，流行多年的“班干部”一词，早透出社会文化中隐秘的权力欲望。教育本是传承文化和荡涤社会品格中负面因子的中坚力量，基础教育更是奠定社会道德、品格和价值基石的重中之重。

　　说理教育和逻辑教育，应是基础性训练之一。而此前曾引起热议，受不少人追捧却遭知识界所鄙的奇书《中国不高兴》，就说明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到了何种程度。而要消弭动不动就拿“不高兴”来表达“爱国”情绪的现象，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就必须从小练起。

　　国外这种逻辑训练，初中就开始了，经过高中、大学的强化，学生大多都养成与他人交往时必不可少的说理习惯。这样的人不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注重自身道德自律和对法律规则的敬畏。当他们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时，社会性格就是理性平和而宽容的。

　　我们学校也应加强此类基本的品格教育，比如关于“合作、尊重、关爱、公正”和“正义、公民、诚实、坚韧、勇气、友谊”的教学训练。这些训练关乎具有政治意义的个人品质，而这种公民精神的培育和发端，当然应从学校开始，从娃娃抓起。

　　在一个核心价值明确，并且确实起作用的社会中，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是有机交叠在一起的。一个诚实而正派的社会，道德习俗与政治品质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回到“少儿政府”的话题上，其核心价值也应是上述基本的人生信条，比如诚实守信、人人平等、权利尊严等。

　　当这样的价值理念渗入教育核心，并形成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时，学校即便不办哗众的“少儿政府”，优秀的权力品质和政治伦理，也已点滴植入孩子心中。他们上学时及时没当过“市长”“交通局长”，长大从政也不会对权力生出莫名的神秘感或生疏感。祛魅化的权力不容易变质异化，正派的法治社会完全不需要“少儿政府”的沙盘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