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以复旦大学学生为主要成员的一支登山队在黄山风景区迷路。得到求救消息之后，黄山市相关部门派出救援队前往搜救。目前18名登山队员全部平安归来。不幸的是，由于山陡路滑，参与搜救的民警张宁海坠崖遇难。

　　复旦大学学生聚集到一起，献花燃烛悼念遇难民警。同时，大学生户外活动的安全问题，也在校园内外引起广泛讨论。据报道，此次活动组织经验不足，未带向导，户外活动新人也未能接受足够培训，值得检讨的地方很多。事关生命安全，反思很有必要。

　　我相信学生中的讨论应该是丰富多元的，但是从报道出来的情况看，似乎主要倾向于“加强管理”，而且是权力部门的管控。比如一位学生说：“户外探险本来就具有危险性，事先应向学校有关部门、社团报备，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一位青年教师则认为，学校社团有必要出台规范约束成员的行动。

　　这些言论体现了一种权力迷思。但凡有事故发生，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喜欢说“加强管理”，致使它成为一种偷懒的思维定势。管理本来也是复杂的事情，但是在这种说法中往往简化成对权力的依赖。以为只要向有关部门、社团报备了，危险就会远离。最简单的办法是因噎废食，干脆改为申请制度，不批准或者少批准，甚至把校门关起来，学生们肯定个个安全，就算出事也不会发生在黄山。

　　我完全赞同学校社团应该有规范条例来约束成员的行动，但是对于喜欢登山的人来说，社团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提供好服务，而不是限制其行为，除非规定只有会员可以登山。社团限制太多，人家可以不入会而去登山。你不能说社团成员的安全才叫安全，非社团成员遇到的危险不叫危险吧？

　　我还想提醒大家，在人类遭遇的所有危险中，到底是经过权力部门组织的多呢，还是人们自发行动的多？我也希望有人能够统计一下，在历来迷路遇险的登山者中，是经过组织批准的社团成员多，还是背包“驴友”多？

　　登高是一种渊源有自的活动，有着深刻的自然、心理和社会的动因。尤其是对于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登高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好是挣脱约束、挑战自我的一种实验。“加强管理”的惰性思维，跟这种活动的意义背道而驰。我怀疑很多年轻人不懂得应付陌生环境，正好是他们的成长中管理太多的原因。

　　那么是否不加强管理，就只能放任生命置于危险处境呢？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是，无论是否登山社团成员，也无论是否大学生，都一视同仁的生命教育、个人管理教育和抗风险能力教育。一个人遇到危险或者制造危险了，我们不要老是去想他的行动是不是经过组织批准，他是不是某个社团的成员，是不是临时工，是在校学生还是社会青年，有没有登山或执业的许可证，而是要想他是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的，他是否充分意识到环境中的危险因素，他有没有应对危险的能力？假如他没有，社会给他提供了怎样的支持？他是否可以很方便地获取这些支持？假如受到足够的教育，一个人并不需要组织管理，就可以独自判断外出的风险，并知道事先如何准备，遇险时如何求救。

　　民警在搜救遇险者的过程中牺牲，的确是一件大不幸事，人们应该悼念。获救者通常会因为自己的冒险而感到歉疚，但是，不应该因此而对获救者进行责难。谁也不希望把自己置于绝望的险境，而无论什么原因，遇险求救都是公民的权利。对于遇难民警的最好悼念，是学校和社会各方都检讨一下自己的教育和服务的职责，而不是产生管控的冲动。(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