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女士是一位在北京打拼的江苏人，据称“从未去过内蒙古”，可是她却成了内蒙古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并因此成为“通缉犯”。尽管于女士家人辩称可能是因身份证丢失而导致了警方的误认，但12月10日，于女士仍被北京大兴警方带走。随后，她又被内蒙古警方带往乌兰察布兴和县公安局接受调查。最新的消息称，内蒙古警方认为仅凭目前的证据还不符合逮捕条件，决定对于女士取保候审。

　　尽管现在还不能百分之百确认于女士就是被冤枉的，但警方“宁错不纵”的办案态度却很让人担忧。退一万步说，就算于女士是犯罪嫌疑人，她在北京有固定住所，又没有逃跑的迹象，完全可以先取保或监视居住，以争取时间排除重大疑点。羁押的前提，是涉及重大犯罪且不羁押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对于一个涉嫌违法虚开增值税发票(而不是涉嫌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的“嫌疑人”，若能以财产保或人保来保证配合司法调查，羁押也就没有必要，更不用说远离现住处到案发地羁押了。

　　假设于女士真是因丢失身份证而被警方错抓，那么，她又为近年来众多类似个案增添了一个新的例证。今年8月，家住海南桂林洋的技院毕业生吴建伟因其身份证被人冒用，而遭到广东警方通缉和拘捕。更早些时候，广东人林贝欣因身份证被盗而成了浙江义乌警方认定的“盗窃团伙头目”，并被网上通缉。

　　因身份证被冒用而引发的错抓风波，固有当事人对身份证保管不力的责任，但从根本上，还在于警方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漠视，在于警方对“宁错不纵”这一司法潜规则的盲目遵从。

　　事实上，一个简单且方便的身份证挂失查询系统，就足以保障众多丢失身份证者免受被警方错抓的危险。但北京一名警员却表示：“由于目前公安信息系统的权限设置，一般民警很难查到公民挂失身份证的记录，即便查询，其手续也较为复杂。”这位民警说的可能是实情，但对于公民而言却很难理解：因侦查需要的查询，为什么要设置“较为复杂”的手续？前些年，公安部门在推出公民身份证识别系统有偿查询时，不是动作很快、力度也很大吗？

　　还有警方人士透露，身份证件丢失后补办了新的证件，所丢失的证件不会自动失效，依然能够使用。这确实有“一代身份证”在设置上过于陈旧的因素，但如果办理新证能够与原身份证号相关联，并将此信息自动接入查询系统，那么，当持有人利用旧身份证从事某项活动时，只要一查对就可知悉其是否冒用。如果在商用场所甚至工商部门无法装配此类查询系统，至少在各地公安部门应装配到位。如果能够及时查询，即便不能证明当事人无辜，至少也能证明当事人的确有丢失身份证，并存在身份证被他人冒用的可能。

　　身份证内部查询系统，本不应如此步履艰难。内部手续的简化，既关联着司法效率，更关联着公民随时可能被错抓的危险，早应该提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