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北京治堵新政正在直面几大“堵点”
一、蝴蝶效应
气象学家洛伦兹在1963年讲述了一种“蝴蝶效应”：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偶尔煽动了几次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可能随时间增长而不是减弱，甚至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虽然由气象研究引出，但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很强的“蝴蝶效应”，特别是在世界一体化加速、互相依赖性加强、虚拟特征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一点很小的初始扰动，都有可能被放大后变成一场巨大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想必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房产的升值泡沫越吹越大，房贷的链条越拉越长，终于在人们紧绷的神经下，倒下了坏账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同理，北京的交通拥堵，已经由几次小小的雨雪天气，起到了蝴蝶煽动翅膀的作用。事实上，北京的交通拥堵，其潜在的“蝴蝶效应”风险还在扩大。采取措施，层层缓冲，加大交通系统的整体抗干扰能力，应该是这次综合治堵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马太效应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有这样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现有的也要夺过来。”由于这句活后来广为流传，并在生活中导之以行，便成了众所周知的“马太效应”的代表格言。
在交通管理理念层面上，现实版的“马太效应”还少吗？小汽车和公交车、自行车、行人相比，谁占用的交通资源更多？但是看看这些年的交通管理，却绐终在围绕着如何适应小汽车的增长来分配资源，修一条路畅通不了几天，马上又堵了。越是占用多，越是要多给，治堵的效果怎么可能不递减？
三、破窗理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威尔逊和预防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破窗理论”指出：如果有人打坏一扇窗玻璃，而这扇玻璃得不到及时维修，放任自流，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玻璃，最终造成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局面。
在交通拥堵的诸多因素中，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非常普遍。小轿车开上了公交专用道没人拦截，就算事后有探头取证，并做出处罚，但是“先快起来再说”的即时冲动，也会引发另一辆车的效仿；本来都在排队等着过路口，总有人“抖机灵”从侧面超车不排队，而“一个学一个”的结果，是大家都死死地堵在一起。至于骑车闯红灯、行人不走人行横道之类的跟风行为，就更加普遍了。如何及时处罚首犯者，如何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也是治堵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两个人纵火之后逃跑，被警察抓住后被告之，如果你招了，他不招，你会作为证人无罪释放，他将被判十五年徒刑；如果你招了，他也招了，你们都将被判十年徒刑；如果他招了，你不招，他无罪释放，你判十五年；如果你们都不招，各判一年。结果两个人都招了，各被判十年。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体理性，选择对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选择，结果导致了集体的最不理性。
在交通堵的形成过程中，交通参与者的“集体最不理性”实在太多了。一些汽车厂家把“大吨小标”当成最实惠的卖点，而买主乐得少交一些按标重收取的费用。在厂家、车主心照不宣打着自己小算盘时，唯独损害了国家和公众利益，加重了总体社会成本——道路、桥梁的寿命缩短，交通事故增多，堵车的概率增大。而治理超载，不同地区的执法尺度又不统一，有的地区是罚款后放行，安全隐患从此处流到彼处，别处较真查了超载，又要以堵车为代价。超载——治理超载——治超形成拥堵——堵车造成运输成本上升再通过超载补回来……大大小小的细分利益，都在盘算如何蚕食社会整体利益，这不是典型的“集体最不理性”又是什么呢？真要想治堵，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又怎么可能会有持续的效果？ (马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