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中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履约期间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中国“五年禁烟”承诺归于失败，显然已成定局。(1月4日《京华时报》)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承诺的期限已到，承诺的内容却归于失败，对中国的控烟工作而言，不但是巨大的尴尬，更是沉重的警示。

　　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中国控烟首先必须跨过第一道门槛———大幅度减少烟草消费中的人情消费。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很多人际交往、礼尚往来都体现在消费环节当中。

　　第二道门槛是要大力遏制烟草消费中的公款消费。公款消费也是烟草消费的大头，是作为人情消费的烟草消费在公款消费领域的延伸，并成为公款吃喝的一部分。所以，只有从整体上遏制公款吃喝，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费消费烟草。但这有待于建立公开透明且具有刚性法律效力的公共财政制度。

　　此外，要打破“烟草对国家税收贡献极大”的神话，站在尊重和保障公众健康权的高度，权衡烟草行业发展的利弊得失，并且必须明确共识：吸烟的害处远远大于烟草利税增长。

　　《公约》实施准则规定：“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应防止其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在前述中国控烟的三个问题中，实际上都能看到与烟草业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子，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对制定和实施控烟政策施加特殊影响，从而使控烟政策越来越低效，使控烟需要跨过的门槛越来越高。这正是中国控烟工作的最大“软肋”所在，也是中国“五年禁烟”承诺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潘洪其(北京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