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火起来的胶囊旅馆日前来到了上海，框架式的小格子间，将电视、网络、闹钟等功能一一囊括。胶囊旅馆这件新事物也引来了网民的围观。（新华网1月9日）

　　实际上，胶囊公寓并不是时尚潮流的代名词，而隐含着高房价下民众被压抑的焦虑与不满。它成为大家以期获得方寸空间的象征产物，更是贴近国际惯例的民间智慧自由发挥，如同之前的集装箱公寓、面包车流动公寓，都成为中低收入群体于房价围堵中的权利自救。

　　如果说，胶囊公寓或胶囊旅馆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因不适合市场需求而自生自灭，而是来自某种既得利益下的强制压力，似乎更加印证了胶囊公寓在中国式语境下的独特价值——房价有多高，给予胶囊公寓的民间土壤就有多宽广，胶囊公寓就是民间廉租房，就是无须政府投入而来源于民间互助的集体选择。

　　相比2011年全国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宏观规划，胶囊公寓式的“民间廉租房”拥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无需来自公共财政层面的大规模投入，间接为政府分担了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难的压力与责任。其次，胶囊公寓更符合市场规律，贴近民众真实需求。而胶囊公寓的入口（民资投入）出口（民众需求）都充满纯粹的民间色彩，更能有效规避腐败问题。

　　可是，之前有关部门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这正如之前对某些有背景的政府机关、垄断国企集资建房视而不见，却要行政干预民间集资建房运动，是种导向偏差的管理逻辑。（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