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陈女士参加研究生考试，开考前因未带身份证下跪恳求先进考场遭拒，此后家人送来身份证，又因开考已过15分钟被拒绝进考场，再次下跪请求遭拒。(1月16日《华商报》)

　　下跪，向来被中国人赋予一种悲情的色彩，因为中国人向来都信奉“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但是面对如今常见的下跪新闻，比如日前小伙被迫在小狗尸体前下跪、村民在市政府门前下跪、老师给学生下跪等等，屡屡令我们感叹不已，这是怎样的一种悲情与艰难，让人们甘愿或者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最起码的尊严，选择了下跪？

　　也正是如此，这次陈女士的下跪，同样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作为一个考研的过来人，我也很同情陈女士，但这同情并不是无条件的。考试带身份证就像上战场带枪一样，是毋庸置疑的硬性规定。制度规定就是硬性的、刚性的，不能联想社会上有一些不公平现象或者规定执行不严的案例，就认为规矩是可以变通的，应该搞“人性化”，规矩就是要所有人都遵守的，正如法律一样，要人人平等共同遵守。

　　所以，没有加以区分的同情应该说是非常廉价的，而且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也不会带来益处。当然，我们也理解在当下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他人不幸遭遇有同情心，而不是冷漠相对，这个非常好，说明我们社会还广泛地存在仁爱之心，人与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共同体情感。但是同情归同情，下跪的举动，显然不能成为一个置制度于不顾的砝码。

　　当下，有很多人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意识，不认为制度是不可违反的，总是想时不时地法外开恩，尤其这个对象是弱势群体时。但是，我们如果更深入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如果一个社会习惯性地以道德判断代替制度维护，那么法治就更容易被人治侵蚀，法制建设就更加艰难了。而且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项刚性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寻常百姓破例开个小口的话，那么它就更容易被权力与金钱开拓出一条阳关大道了。

　　其实，面对越来越多的下跪案例，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晰而成熟的认识，不能只有同情或者道德层面的愤怒。正如知名评论员熊培云近日在微博里关于转发下跪帖的思考与反省，其中说到：用各自的肩膀去担当，而非站在他人的膝盖上维权，以热情而非悲情自救与济世。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传达更多的站起来的公民理念，而不是给予泛滥的廉价同情，并且于事无补，甚至还有可能加剧社会极端情绪的传递。下跪，本身就是一个当事者与社会的悲哀，而如果对下跪的同情过度泛滥，对于每一个当事者与社会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