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妇女权益保障若干规定》提出，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行为人所在单位、妇女组织或者有关部门进行投诉。(1月21日《重庆晚报》)

　　地方规定不能只图吸引眼球，而要具有可操作性。性骚扰鉴定、取证是一项专业技术活，除了执法部门有专门的鉴定科学仪器和权威认证，其他单位多是一片空白；换句话说，即使有人力、有设备取证，也缺乏法律权威性。因此，许多单位领导接到这样的投诉就会无所适从，只好用息事宁人、搪塞蒙哄了事；最后还是要归结到法律部门裁断；受害人等于走了一段弯路，还会“走漏风声”、公开隐私、影响声誉和工作，反而被投诉所伤；这样立法纯粹是“面子工程”，不具有维权和保护意义。

　　性骚扰事件越来越多，国家法律不利剑高悬，单指望地方“规定”无济于事。在美国，恶意性骚扰者，法律竟然能处以百万美元以上罚款，还要面临牢狱之灾；而在我国性骚扰者最多不过是治安处罚，罚款幅度也就几千元，拘留、入狱几乎忽略不计，这样的法律成本吓不退性骚扰者。必须对性骚扰者处以刑罚和巨额罚金，让为富不仁者不能“以钱代刑”，性骚扰事件才能大幅下降；地方法规老是“隔靴搔痒”，其实也是呼唤国家法律大幅提高性骚扰法律成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山东的性骚扰立法实际上就是对上述法律的重复，当然也就没有多少意义；终极原因还是惩戒力度太轻，挤压了地方立法震慑空间；唯有国家加大性骚扰惩处，地方立法配套才能“堵住漏洞挡住风”。（童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