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招商企业与当地政府“顶牛”，200余名在湖北枝江市打工的农民工被拖欠150万元工钱(《新京报》1月30日)；因被农民工拦车讨薪，广东江门一老板驾车强行冲出厂区，致使一名讨薪民工严重受伤(《京华时报》1月30日)；为讨回3200元工资，河北农民工刘德军毅然喝下剧毒农药(《京华时报》1月29日)……

　　够了，例子不必多举了。每到年底，欠薪、讨薪的新闻便铺天盖地。农民工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拿不到工钱，他们没法回家，没脸面对妻儿老小，他们被逼得“跳楼”，被逼得自残，甚至被逼得违法犯罪。这几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民工荒”，“民工荒”的最大根源是什么，看看铺天盖地的讨薪新闻便可知晓；这几年，很多地方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是，当农民工的工资经常被拖欠，最低工资标准定得再高又有何意义？

　　同时我们发现，几乎每一起欠薪的背后，都存在相关政府部门失职问题。在河北农民工刘德军的讨薪悲剧中，他的姐姐此前曾找过劳动监察保障大队，得到的答复却是欠薪者没有工商登记，所以“管不了”；湖北枝江200多名被欠薪的农民工，则是当地政府与招商企业利益争斗的“牺牲品”；而此前诸多欠薪新闻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是政府投资项目欠了承包方的钱，承包方欠了包工头的钱，包工头才不得不拖欠农民工的钱。

　　可以说，只要各级各地政府切实履行职责，切实为农民工着想，将解决欠薪当作一项重要政绩来抓，欠薪这一顽症就一定能被清除———这不是理论上的套话，而是有活生生的实例为证。笔者在浙江嘉兴工作，多年来，嘉兴很少发生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事件，即使偶尔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快能得到妥善解决。这得益于嘉兴市自2005年起一直致力于打造“无欠薪城市”，得益于当地政府为此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制度。

　　其一，大家注意到，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往往不是一两个月的工资，而是半年甚至一年的工资。一些企业平时只给工人发生活费，到年终时才结算工钱，这大大增加了欠薪的风险。为此，嘉兴市规定，辖区内所有用人单位必须按月支付工资，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加班加点工资等，坚决杜绝“平时只发生活费，年终结算工资”的违法行为。

　　其二，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有时候是老板跑掉了，有时候是老板没钱支付工资。为此，嘉兴市建立了“欠薪保证金”制度，即企业在登记注册时须根据用工规模向政府部门缴纳一定比例的“欠薪保证金”，如果该企业出现拖欠工人工资情况，政府部门先责令该企业支付，企业无力支付的，则由政府部门动用“欠薪保证金”支付工人工资。这样，即使企业破产，即使老板跑掉，也不会影响工人领到属于自己的报酬。

　　其三，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有时是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时甚至是欠薪企业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为了确保每名工人的合法权益，嘉兴市在“欠薪保证金”之外还建立了“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应急周转金”由公共财政支出，当工人工资被拖欠时，如果该企业没有“欠薪保证金”可供支付，政府部门则动用“应急周转金”先行垫付工人工资，然后由劳动保障部门通过执法或者法院通过拍卖向欠薪企业追回。由政府部门或法院向欠薪企业“讨薪”，其力度和效果显然是工人自己“讨薪”所无法比拟的。

　　打造“无欠薪城市”，并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手段，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究意情系何处、利为谁所谋。但愿嘉兴的做法为其他城市所借鉴，但愿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无欠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