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起火灾(中间还有人员伤亡)，够严重的空气污染，所产生的噪音对于人们健康、生活的影响，让对烟花爆竹“禁”还是“放”的问题，重新成为兔年舆论的焦点。而曾几何时，当全国省会城市连续数年实行“禁放”，当时的舆论则是一面倒，认为“禁放”让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失去了“年味”。也正是在舆论的推动下，烟花爆竹由“禁放”改成了“限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浏览当下诸多媒体评论，多是主张烟花爆竹不可“全面开放”，而应进行相应“限制”(限区域、限节日、限时段)，似乎浑然不觉这样的主张与当前的法律法规并无分别。

　　说到底，“燃放烟花爆竹”这一中国传统民俗也难逃“一放就乱”的魔咒———改“禁放”为“限放”，无异于改“禁放”为“全放”。“禁放”当年何以立竿见影，“限放”如今何以变成了“全放”？不妨先回答后一个问题———涉及两点，一是执法成本，执法部门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将所有违规燃放纳入监控？二是违规成本，我点燃了一串爆竹或烟花，你还真不好查出是我放的。至于前一个问题，则简单得多，“禁放”的对象与其说是城市居民，不如说是烟花爆竹的经营者———相对于更多数城市居民的“大众”，经营者毕竟是“小众”，“法不责众”在这里不起作用；而只要管住了经营者，则大众也就无处可买烟花爆竹，自然是不禁而禁。

　　当然，本文也无意主张重回“禁放”的老路，而认为“移风易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孔夫子所说，既要“齐之以刑”，更要“齐之以礼”。相信有为数不少的人家在这个兔年的春节并没有燃放烟花爆竹，他们何以不燃放？恐怕没有几个人是担心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实根源于对于“礼”的理解———这个“礼”字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文明”二字，而“文明”又有诸多内涵，比如环保，比如对于他人安静、安全的敬畏，比如对于法律的尊重(即使可以逃避法律的追究)；还可以联系到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燃放烟花爆竹确实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而舍弃这样的有趣而站在“礼”的这一边，则可谓“文明”的应有之义。

　　消除“燃放烟花爆竹”之负面影响，有三法，一是“禁放”，干脆固然干脆，但势必遭遇传统文化的强力反弹；二是征收燃放税(设在购买环节)，以经济杠杆调节燃放，但又难免嫌贫爱富之讥；三是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而社区自治的关键则是社区居民对于“礼”的敬畏———具体的形式就是通过社区公约，对社区居民“道之以德”进而“齐之以礼”。假以时日，一俟国民的整体文明素质达到一定高度，“燃放烟花爆竹”问题自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