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媒体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称为“公民行动”，称赞其展现了良好的社会公民意识，对推动公民社会建设意义重大。在某种程度说，这一行动确实显示出公民作用的强大，公民的积极参与也令人感动。但与此同时，社会对这一行动也存在质疑，包括笔者在内，对这一行动中存在的侵犯儿童隐私的做法等提出不同意见。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些质疑，不少网友很不满，认为质疑者是在说“风凉话”，“公民行动”要重在行动，而不在看、不在说。对于质疑本身也是公民行动的常识，我不想赘述，沿着“公民行动”这一思路，我们不妨分析“公民行动”应该有怎样的责任，以使这一“公民行动”更有价值和意义。在笔者看来，其责任至少有三方面。

　　其一，推动政府工作的责任。不少舆论在分析时指出，打拐要民间和政府结合，要依靠专业的政府部门。这是这次“公民行动”，给不少人的一个错觉是，政府部门对此毫无作为。

　　而实际上，早在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就颁发《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对各个部门的打拐职责进行了部署。此后，公安部也多次启动打拐专项行动，像2009年4月开始的专项活动，平均每天解救的拐卖儿童达到10人。可见，对于解救被拐儿童，已经责任明晰，其主体责任，应在政府。民间社会机构的责任，主要是推动、配合政府部门的工作。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将不利于有序打拐。

　　其二，公民教育的责任。相关人士表示，现在为止，一个很大的成果是全社会都树立起一个基本观念：看到14岁以下的乞讨儿童都可以报警 。客观上说，这确实是这次行动的一个成果，然而，就此认为全社会都树立起了基本观念，却为时过早。应该注意到，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是长期的，如果仅仅靠微博10天半个月的努力，就让全社会都形成了法制理念，我国社会也不会存在这么多的违法犯罪问题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行动的一些做法，本身就涉嫌违法，这是“公民行动”的大忌。笔者看到，某些网友甚至说在解救乞讨儿童时谈他们的隐私权、人格，是太奢侈了。某种程度上，是反公民教育。

　　其三，完善制度建设的责任。从目前的情形分析，我国对于解救乞讨儿童，已经有明确的法律，有明确的制度安排，不存在法律缺位、没有制度的问题。问题在于法律和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此，公民行动的责任之一，应是推动、监督法律、制度落实，完善问责机制。这是打拐“公民行动”最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