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近日披露，自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曾荫权外出访问40次，开支总金额98.7086万港元，其中机票54万港元，最高单笔外访费用14.19万港元。据国际组织排名显示，港府廉政透明度排行世界第12位(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

　　能有这么一份廉洁的账单，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是，在曾荫权的40次外出安排中，有多达32次是去往内地，住宿费一般由主办单位负担。当然，即使加上合理的住宿费，仍不失其世界水准的廉洁性。曾荫权外出都是“直奔主题”，没有“多余动作”，平均停留时间不超过三天，甚至有三次是当天往返。另外，2008年6月13日赴美休假，虽然顺道公干了一次，机票钱却仍由曾荫权自掏腰包，可见他在公私之间分得很清。

　　是否可以由此断言曾荫权是位清官？恐怕不能这么简单类比。“清”则“清”矣，然而曾氏的职位，并非我们惯常理解的“官”。所谓清官，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自律的基础之上，而香港在事前、事中、事后诸环节，均有严密的审查、核准、法办制度，要求最大限度的政务信息公开。绝不单是曾荫权，任何人站在特首的位置上，都没有为所欲为的个人空间。与其说他是位清官，倒不如说他始终如一地把持了职业操守，始终如一地敬畏了香港的民众和法律，是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香港政务官。换言之，曾荫权的高度廉洁，与香港的相关制度互为因果，而且“果”的味道要浓得多。

　　反观内地，有些官员贪腐的程度令人眩晕，即使级别不过县处级，其公款开销的一掷千金也会令曾氏“大汗淋漓”。究其根源，一是没能把权力限制在“充分必要”的水平，“权力瘦身”做得不够，当然也就不能有效消减当权者的腐败“自由度”；二是监督上的“体内循环”和官官相护不在少数，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曾荫权的这份出访清单，是一部生动而宝贵的反腐教材。毫无疑问，同为中华血脉，香港特区的廉政经验更容易消化吸收，这是“一国两制”给予我们的独特便利。近年来中央越来越重视反腐制度建设，只要实现制度设计无懈可击、执行机制“无孔不入”和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公众和媒体的重要作用，反腐工作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林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