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关上访的“禁止”规定引来舆论围观，有关部门一方面应提高法律制定技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树立“堵不如疏”的治理思路，引导人们在制度框架内表达诉求、解决问题，从而减少治理成本，维护公平正义，实现稳定和谐。

　　制定《深圳经济特区信访条例》草案的人一定很郁闷，一部本来有多处亮点的草案，却因“禁止信访人自残相威胁”“禁止使用令人厌恶的服装道具”等字眼，被舆论的聚光灯无情打量。

　　公允地讲，这部草案的许多规定值得肯定，比如将设信访听证制度、信访督查专员制度、信访年报及专题报告制度、信访大厅制度等。客观地说，任何权利都有一定的边界，即便是信访人，也不得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公共设施，这本来也是法治社会的常识。

　　顺着这一思路，上述几条“禁止”规定，即便像法学专家所说的“表述不够严谨”“过于主观”，也不至于引起如此多的关注，甚至不满。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法律法规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法律法规的制定，往往围绕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展开。立法禁止自残，就表明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不理智”的信访人。比如，信访人跳楼、爬高架塔、实施暴力、堵塞交通、自残的行为，近年来不时见诸报端网络。

　　爱惜身体、生命本是人的天性。采取如此极端方式信访的人，不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本身精神有问题；二是上访人没辙了，除了采取出格举动，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两种究竟哪种占主流呢？

　　“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而且地方都有办法解决。”国家信访局原局长这样说；“绝大多数上访群众，他们最初反映的诉求是有道理的，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地就来上访”，公安部信访办的负责人也曾这样讲。为什么有道理的人最后却不讲理了呢？

　　或许我们可以反思这样的现象，许多时候，表达诉求，找到了地方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寻求公平，诉诸法律却遭遇“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当制度框架下“找说法”的努力被一些太极推手化解于无形，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成为一种潜在逻辑，合理诉求就有可能与极端表达结盟，类似“自残”等行为就可能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从这个角度，深圳有关上访的“禁止”规定引来舆论围观，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对人们最后救济手段的褫夺。有关部门一方面应提高法律制定技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树立“堵不如疏”的治理思路，充分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讲话精神，深刻感悟温家宝总理去国家信访局听取群众意见的深刻意蕴，引导人们在制度框架内表达诉求、解决问题，从而减少治理成本，维护公平正义，实现稳定和谐。

　　本报特约评论员范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