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洪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幸福指数”一词炙热。“幸福指数”包含哪些内容、它们的实现途径是什么等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更有代表委员呼吁，将“幸福指数”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将其作为政府的施政导向。

　　从GDP指数，到“幸福指数”，民生问题终于“跑赢”经济增速，成为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核心内容。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7%；政策范围内的医保基金支付水平提高到70%以上，我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这些数字读来令人振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无论是温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承诺，还是“十二五”规划草案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无一不渗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提升“幸福指数”，自然是为了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幸福指数”就等于“幸福感”。在讨论如何将“幸福指数”具化的同时，似乎更有必要讨论一下谁来考核“幸福指数”这一问题。如果“幸福指数”真的被纳入干部政绩衡量，那么，对于“幸福指数”究竟该是自上而下地考核，还是自下而上地评价？自下而上的评价怎样来实现？

　　“幸福指数”不同于GDP增速，一个百分比的数字就能说明。要真正将“幸福指数”具化，那就是民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工资涨幅是否与CPI相适应，挂个专家号是否需要连夜排队，房价能否稳定，农村孩子上学是不是还需要走上十几里地，等等，看起来琐碎平凡，没有什么激昂的口号，也不够宏大叙事。但恰恰是这些日常生活感受，构成了民众的幸福体验。

　　既然幸福感是来自民众自身的心理体验，是民众对生活满意度的切身体验，那么，民众才是“幸福指数”高低的最终裁判。对于“幸福指数”，民众应该有发言权、选择权、决定权，以及问责权，这些权利可以保障“幸福指数”的目标不至于偏离民众现实需求，保障“幸福指数”不至于像个别地方的注水GDP一样，被虚高。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首次强调了规划实施的评价考核和检测评估，并将规划设施的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不惟GDP，重视民生，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固然必要，但还需自下而上的“问责制”的互动，才能形成真正的倒逼机制。倘若不被民众认可的干部民众无权罢免，民众不能当家作主，又有何幸福感可言？

　　一个能将自己置于民众监督之下的政府，才能真正了解民众幸福取向，体味民众幸福追求，才能真正让“幸福指数”成为了解社会运行状况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