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王亚欣

　　承上启下的2011的全国“两会”已至尾声，站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今年“两会”的重点议题对今后若干年的国家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改革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居民收入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虽然持续保持高增长，却也长期无法摆脱以出口和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恶性循环，内需不足使我国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内需不振的重要原因，目前来看已不是社会财富总量不足，而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普通民众虽然消费需求和意愿都很强烈，但一方面是没钱消费，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公共品不足而不敢消费。

　　因此，发展早期以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模式已经不适于发展要求，仅以做大经济总量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转向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

　　虽然社会普遍认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甚至已经有学者提出民富优先，关系到我国经济的二次转型和改革走向，是经济能否进一步腾飞的关键点。然而，改革收入分配虽然年年提，当前的现状依然是“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的状态。

　　究其原因，从增长计划来看，“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虽然指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却并没有将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年均增长指标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各地自然不会像保GDP增长一样保居民收入增长。

　　从增长方案来看，虽然认同提高居民收入需要注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入、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等多予、少取、注重公平的措施，却在具体行动时，因无法撼动相关利益体的既得利益，而造成分配问题处于长期只见口号、不见实际的状态。

　　分配制度改革因为涉及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三方关系，要提高居民收入，势必降低政府所得在GDP中的比重。所以，要让民众真正富起来，关键在于加大政府转型。政府要从自身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强化公共利益的代表地位，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走向公共治理。同时，分配公平方面也不应只强调行业和地区间的结构性不公，要考虑国民财富中国家和居民所占比重的合理性，要将权力机构运行的成本透明化，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增强社会对财政预算和支出的监督，将权力运行产生的不合理花销降下来。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促成国内消费革命，成为经济起飞的转折点。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前尚存争议，反对者担忧制定计划会造成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以及可能的通货膨胀。实则，从世界范围看，有无形式上的计划表并不重要，关键还在于经济政策制定、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等方面以谁为重，有没有勇气和决心改革，能不能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挠。

　　民富优先的经济方针，不仅关乎民众生活水平能否提高的民生问题，也是释放社会总需求、培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重大选择，这是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成果的关键。从国富走向民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