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昨天举行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严肃表示，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温总理不但向我们敲响了腐败的警钟，而且指出了解决腐败问题的路径，即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实际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要铲除腐败，必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包括加强舆论监督，坚决维护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看，腐败的大量增生似乎是一个国家在转型期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就此而言，似乎这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现象，但并不表明它就是合理的，就可以对此心安理得、熟视无睹、放任自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并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

　　中国当前腐败的泛化和恶化事实上也正在侵蚀政府的权力基础，并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因此，对于腐败，我们宁可估计得严重些，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侥幸。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纪委、监察部门的党纪、行政监督，检察系统的司法监督，以及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三位一体”的反腐模式。这个反腐体系最近几年有力地推进了反腐工作，铁路部原部长刘志军的落马就是最新的一例。然而，同时也要看到，随着腐败的形式越来越复杂，涉腐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腐金额越来越大，即与腐败的严峻形势相比，未来反腐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因此，要使反腐取得实质成效，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有大的突破，包括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实质限制和制约；理顺监督体系，加强人大行政监督和经济审查的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公共预算体制等。而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无不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需要政改有一个突破。

　　政治改革乃是系统工程，稳步推进政改需要找准切入点。就当前情形而言，特别从反腐角度考虑，一个可能的代价最小成效最大的政改切入点，我们认为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支持鼓励舆论监督，营造社会民主讨论、自由批评的环境和氛围。应该允许民众和舆论可以就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自由地提出批评。各级官员不得滥用公权力和所谓名誉权、隐私权等限制和打压这种自由批评之权利。

　　二是最大程度保持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司法是权利救济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保障，司法如果被各级权力所左右，就无法发挥其监督功能，无力控制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权力外溢与寻租活动，也不能保障民众的权利不受侵害。当然，民主权利也需要依法来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加强舆论监督和维护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搞所谓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即使在号称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法做到这点。我们追求的是在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发挥新闻舆论和司法本身所具有的功用，监督和约束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新闻和司法还具有非常大的监督空间，但我们目前做的还不够。为此，需要反对那种把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言论和行动等同于党和政府本身，把他们看成是党和政府的化身的观点和做法。

　　正如温总理在记者会上所说，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同样，没有政改的推进，已经取得的反腐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并且可能最后葬送改革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