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治理对象当作需救助的人对待，给他关怀和温情，这样的法律会因融入了道义的力量而更让人敬畏。

　　去年引发舆论关注的东直门爆炸案，近日开庭审理。2010年10月21日下午，雷森将爆炸装置安放于东直门外绿化带内，将一名美国男子右腿炸伤。昨日，雷森庭审时称，以往在广州打工常受别人欺负，心理孤僻、内向，不愿意与人沟通，与家人也断绝了联系，逐渐地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3月31日《新京报》)

　　东直门爆炸案让人心有余悸，幸亏当时只有一个人经过，如果人群集中，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近年来多起惨案，罪犯的理由不少是“受过欺压，报复社会”。

　　雷森是不是真的因为受过欺负，所以报复社会，这只是他的说法，事实还需要调查。正如犯罪专家所言，犯罪嫌疑人的归罪心理是：犯罪后一定会给人一个理由，而且会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尽力开脱自己，好事一定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坏事一定是外部影响造就。这种犯罪归因并不一定是真相，还需要揭示真实的犯罪动机。即使真受过欺负，真是出于“报复社会”，犯罪也毫无正义性可言，不能因此推卸半点儿责任，别指望受到道义的宽容和法律的谅解。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除了依法惩罚，社会还该怎样对待这个报复社会的年轻人。

　　有人呼吁用严刑峻法，打得这些报复社会者不再敢下手，以“报复性严惩”对不法分子形成警示。杀人偿命，血债血偿，受到欺负，就可以报复，这可能是这个年轻人偏执的想法。而“报复性严惩”的思维与此同构，核心也是报复。这种怨怨相报的报复性惩罚，只会是对社会“报复循环”的推波助澜，加剧社会的冲突和激化社会矛盾。

　　雷森在法律上当受到“应得的惩罚”，不能原谅他“被欺负所以报复社会”，否则对社会形成恶劣暗示。在法律眼中，他是一个罪犯；可他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他是心理有问题的年轻人，应受到心理专家的关注；他是生活困难的人，生存问题应得到关怀；他曾受过欺负，受到过不公的待遇，这样的问题也应关注。

　　把治理对象当作需要救助的人对待，而不是仅仅当作罪大恶极需严惩以平民愤的恶人对待，这是法律应有的作为。执行法律，不仅仅是用严刑酷法吓得人不敢犯法，而更需要在救助失足者和解决社会问题上有所作为。法律，并不是越严酷越让人敬畏，相反，如果把治理对象当作需救助的人对待，给他关怀和温情，这样的法律会因融入了道义的力量而更让人敬畏。

　　□曹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