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昨天起实施，据媒体巡城的情况看，实际情形比理想中的要差，比较接近此前谨慎的研判。较突出的问题是，专用垃圾桶的配置稀疏零散，分类搜集和运输跟不上。这体现出主管部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不得已仓促应对，市民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政协委员韩志鹏援引城管委的答复，质疑让物管购置分类垃圾桶有转嫁成本的嫌疑。

　　也有媒体记者在安排下见识了个别好典型，比如跟踪厨余垃圾变成蔬菜肥料的过程。但相较于全城小区的总体表现，这样的典型还过于单一，只是点线上的成就，无法掩盖垃圾分类在片区上落后于预期的实情。从2009年算起，广州人在各种背景下讨论垃圾分类的出路及策略相当完备，只是等到真的做起来，却发现政府的支持薄弱，垃圾分类中的行政责任还不甚得力。

　　城管委在去年答复韩志鹏的提案时说，已拿到了市财政对于垃圾分类容器的配置费1500万元。可现今却要物业管理来支付这笔开支，是否公平暂且不论，城管委的承诺与行为间已显出强烈反差。垃圾桶作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政府理应慷慨购置，以便创造垃圾分类的起码条件。这样的缺失要抓紧完善，否则，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推诿扯皮，延缓垃圾分类在源头的成效。

　　垃圾分类不只是配置垃圾桶那么简单，还对广州垃圾处置系统提出了新要求。如果分类搜集和运输不能与市民垃圾分类对接，环卫内部的流程改革不能紧跟这一技术要求，恐怕还会让垃圾处理落入窠臼。城管委在计划今年垃圾分类的目标时，与上年持平，在这种审慎的背后，恐怕也预示着流程革新的难处或苦衷。垃圾分类让保洁员工作量大增，需要从改革的立场寻找对策。

　　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广州在谈论垃圾分类时，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垃圾分类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垃圾有效减量的一种手段。假如狭隘地认为只剩下垃圾分类这一议题，可能会失去关键的焦点。垃圾分类是向城管委负总责的垃圾处理系统提交的新课题，它需要综合的配套改革才能高质量求解。遗憾的是，那些必要的配套改革被忽视，垃圾桶似乎成了全部内容，这很不全面。

　　南都社论多次阐释垃圾处理的配套改革，概括来讲：一是在环卫内部理顺流程，改变绩效及激励制度，既实现全流程的垃圾分类，又激发出动力以应对新增加的任务量。如果依旧按部就班地对待垃圾分类，能否长久维持还是未知数。二是在全市范围内，以行政区划和单位公司推行不同层次的垃圾排放权交易。这是被搁置的重要议题，绝对有重新激活、引入决策议程的价值。

　　依据业内在去年的预测，广州缓解垃圾围城的“窗口期”只有两三年。这个可争取、可供纠错的时间正在一点点地失去。城管委当本着对广州高度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个紧迫问题，广州耽误不起。必须求真务实地鼓励及推广垃圾分类，财政支持不能虎头蛇尾，越是敷衍越会误事。同时，重视垃圾分类背后的环卫改革压力，避免偏执于提高焚烧厂产能，以改革思维寻找出路。

　　“垃圾围城”始终被当作一种威胁，用作动员市民相配合的理据，对此要有冷静分析。即使在垃圾逼迫的形势下，仍然有多种解决途径可供选择，所遵循的标准是：选择正确的组合工具，力戒方向性偏差，警惕积重难返。两年前，广州激辩垃圾焚烧议题，留下了宝贵的思路和办法。现在，垃圾分类要从垃圾桶上移开，确立全局的改革意识，不这样做，恐怕会愈发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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