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死刑

　　特约撰稿/游 伟

　　21岁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深夜驾驶着私家车不慎撞伤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因为害怕承担法律责任，他拿出携带的刀具，连捅数刀，将其杀害。此后，他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自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多次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深深忏悔。

　　因为犯案人是年轻的大学生，又是驾车撞人事件，一起并不十分严重的过失交通事故转化成了故意杀人案件，引发人们对有关当代青年素养、大学教育和法律问题的多重思考。尤其是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和法院审理阶段，有关药家鑫是不是属于自首、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律师辩护的立场，以及对他是不是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公共议论，在网络和传统平面媒体上，再度成为热议焦点。

　　平心而论，药家鑫案比之此前同样广受关注和争议的刘涌案、聂树斌案、邓玉娇案等，案情事实要简单得多，几乎不涉及更多的政治、证据问题或者各方权利、利益的纠缠或者博弈。不过，此案即使是在合议庭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并将“择日宣判”后，社会舆论的“热度”依然未减，只是议题似乎更多地聚焦到了一个点上：对杀了人的药家鑫，杀还是不杀？

　　按理来说，包括死刑案件在内的对各类刑事案件的审判，都是一件相当严肃、严谨并且是法理性、技术性特别强的事，一般人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发表什么意见。即使是“法学专业人士”，因为对案件事实、证据细节及刑事政策的了解没有像审案法官那样的亲历、感受和理解，通常也不宜发表过多倾向性评论或者具体结论性意见。尤其是在我国，审案法官与公共舆论之间并没有构建起更多的“隔离墙”，互动关系异常活跃，大量庞杂的公共议论和信息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司法领域，不时影响着法官的判断。最终，“利益平衡”就成为舆论高度关注下的司法判断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选择，不少法院判决迁就“主流舆论”，缺乏充足法律支撑和难以起到行为导向引领作用的问题裁决，常常也是由此形成。加之舆论倾向不同，甚至难免受到非常态因素的影响甚至操控，同案不能获得同判的司法现象也已屡见不鲜。

　　药家鑫案的状态，现在也大体如此。比如被害人丈夫的态度就十分明朗，他不能接受药家鑫及其家长的道歉，“不能让妻子死得没有尊严”，强调只有判他死刑，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妻子；而已经成为被告人并处在生死关头的药家鑫，则频频致歉，多次表示悔过，请求“宽大处理”，他的父母自然也坚持同样的立场，为“一时冲动”、年仅21岁的“杀人犯”大学生儿子求情。当然，这些当事人其实都明白，他们向法庭力争的，其实就是“杀”或者“不杀”、“死”或者“不死”的诉求。这对于已经死去的被害人而言，其实已经没有过多的意义(虽然被害人家属会认为意义重大)，而对于站在被告席上，至今还是一个生命体的药家鑫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要命”的事。

　　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心情和情绪，无论如何都是可以理解的。一方是丧妻之痛，一辈子都无法弥复；另一方则是处于生死关头的药家鑫和他的父母，请求“留住一命”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他们各自的诉求，都没有更多可加指责之处。

　　而司法作为一项理性的制度设计，其本质就是为了避免强烈个人情绪支配下的“当事人裁判”。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由于受到利益、情感及其他私人因素的影响，一般都难以做到非常理性和保持中立。如果案件的审判不能由相对超脱的“第三方”去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可以依据或制约，那可能不是“同态复仇”、“株连九族”，就是“网开一面”、“宽大无边”了。这对于案件当事人和社会而言，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与公正，也就无所谓“公平”、“正义”可言。

　　法律及其现实中的司法，当然不可能不顾及民众的情感。法律需要深明“大义”，弘扬“善意”，司法也需要利益衡量，通过裁决引领善行。但法治社会的要义是法院独立审判、严格依法司法，不应受到过多的私情影响，更不能被舆论压力所挟持。

　　“杀人者死”的传统死刑观念在我国民间可谓根深蒂固，改革也是步履维艰。我国“少杀”、“慎杀”(削减死刑)的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立法上减少一些长期不用的“死罪”上，应当在推动实际减少死刑判决和执行死刑的人数上多做实质性努力。因此，在对待药家鑫是不是应当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问题上，我同样觉得应当慎之又慎。

　　毕竟，这是站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如此年轻的生命。

　　(作者为著名法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