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欧洲作为国际权力的崛起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风云激荡的篇章。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世界史后果之一，是欧洲维护数百年的国际权力的崩溃，伴随这一进程的是欧洲从船坚炮利、横行七洋的全球军事权力逐步退回到较早先的状态。冷战的军事对抗标志着美苏的新国际军事权力的巩固，北约在冷战中的运行也标志着欧洲只能作为新军事权力次一等的伙伴地位。换言之，在全球性军事权力的旁落过程中，欧洲的诸强国正从历史上的全球影响国家蜕变为地区性的大国，若非依附于美国的国际权力体系，将难以发挥全球性，甚至地区性的作用。

　　本次干预利比亚，法国萨科奇总统表现得格外积极，新闻上法国战机和战舰也大出风头，人们似乎对欧洲采取如此主动的国际政策姿态感到吃惊，但对照上述大的历史背景镜面，人们将比较容易理解从科索沃到利比亚的欧洲政策。

　　直接而言，推动这些干预热情的国际政治动力之一，正是对上述欧洲军事权力衰落的反弹。大家应该记得科索沃时期，在美国介入之前，欧洲的干预实际上是以灾难告终，而此次利比亚的干预，虽然欧洲在政治上呼声极高，但在作战的支持和任务分配方面，还是美国人以配角的名义承担着主角的任务。

　　应该看到，早在冷战时期，很多具有传统国际政治抱负的欧洲政治家一直就不甘心欧洲军事权力的衰落，针对现实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格局，他们提出的解决是走联合之路。上世纪80年代，在法德推动欧洲联合的框架下，成立了法德混编分队，其后十余年，随着欧盟的扩大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涵盖法、德、比、西等国的欧洲联合部队有很大发展。

　　无可讳言，从欧洲联合武装力量的20余年实践来看，统一的欧洲防务政策前景的确十分模糊。究其根本，问题在于，欧洲欲重建和保持某种国际军事权力缺乏基本的社会基础。一个国际军事权力的崛起需要诸多内外条件，单就内部而言，它需要明确而即刻的需求认知，即马上的、强大的外部敌人的意识，同时还需要强烈的运用武力的普遍社会意识，但战后欧洲社会政策的高度福利化和社会意识的左翼化，使得欧洲已不太可能形成大规模武力运用的国家意志。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外部没有敌人，内部强调非武力的价值观外交，加上福利化导致的财政困境，要欧洲未来以军事强权的面目出现，几乎是痴人说梦。

　　相反，从近年的现实看，削减防务开支、加深与美国的国际军事政策协调倒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英国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参与和北约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本质而言，这些有限的军事卷入无外乎都是一种直接的政策申述，即欧洲无意也无力在现有欧美跨大西洋军事同盟之外发展国际军事权力。这是此次利比亚干预在大格局上的初始条件，所以，虽然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呼声很高，但国情和实力的状况决定了，离开美国主导的北约及美国的实力支持，欧洲在国际事务中运用武力的条件几乎是少之又少的。

　　因此，利比亚干预的行动很可能揭示的国际军事政策走向是，欧洲将加深在防务问题和全球军事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欧美防务合作会极大加深。实际上，此前英国卡梅伦政府的新一轮裁军计划和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制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同时，这也符合美国的全球军事政策，美国意识到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冷战伙伴日益不具备制定和执行单独的全球军事政策的能力，所以积极鼓励和要求这些伙伴在联盟框架内分担责任—既加深同盟，也节省开支。天下毕竟没有免费午餐，国际军事的顺风车也是要买票的。

　　熟悉全球通史的朋友都知道，国际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是流转的，换言之，与不可避免衰落的欧洲军事权力相对照，是随着国际经济和政治版图的变化，新的国际军事权力的崛起，或许塑造世界史的新戏剧就将揭开序幕。

　　(赵楚，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军事世界POINT》月刊执行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