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涉及公众利益，急于治堵是情理中事。治标更要治本，这样的道理都说烂了，但不等于不管用。万事急不得，急功近利，当然麻烦不断。

　　治堵效果正在显现。“车是好开了些”，出租司机说。“停车费太贵，不去了吧”，私家车主说。效果到底如何，北京市发布了详细的量化指标。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里想说的是，治堵效果有“交通拥堵指数”量化评估，治堵决策有没有“政策不利影响”评估呢？

　　从治堵政策的影响看，这样的评估显然是阙如了。换言之，假如事前有这样的“不可行性研究”，有些治堵政策或许不必这样急功近利，有的其实可以更加科学、协调、均衡一些。正是决策中缺少了这关键性的一项，常常在治病的同时产生了副作用。

　　经济杠杆，是治堵政策对公众影响最大的一项，也是决策者的最爱。正如不少人预估的，巨额停车收费措施一出，停车场所立马宽松。据称有的车主为停一整天数百元的费用而不惜与收费员闹纠纷。显然，是高收费让车主们有实在的痛感了。这种痛感让一些车主选择在家呆着，该去的地方不去了，但另一些车主的反应却令决策者头痛。

　　消息称，4月前半月违法停车增了163%。乱停乱放转入胡同，城市的微循环系统被堵塞了。还有一些车不进停车场了，而在路边甚至是主干道上“猫着”，路更堵了。巨额停车费，不仅让收费员寻租，更让一些人拿盲道、人行道等公共地带寻租。

　　显然，这都是停车费新政激起的不良反应，此前媒体也早有提醒。如果此前有预估，进行政策的科学性分析，或许不致引出诸般麻烦了。比如采纳一些地方头半小时免费、再逐级增加收费之策，或者对收费标准进行车主心理承受测算，等等，或许政策的副作用就不会这么大了。如果交通拥堵费也这般急急出台，真不知还会激起社会公众怎样的不良反应来。

　　还有机动车尾号限行之策，有关方面也未正视其负面效应，结果是不少家庭增加购车行为，使其措施效果逐渐消失。摇号限购新政既出，一时令北京机动车净增数量同比大幅下降。但“政府考虑给一两年没摇上、又确有买车需要的人以指标”的承诺，或在一两年后令限购新政失效，因为理论上只要坚持一两年摇号，都可以获得指标。

　　交通拥堵涉及公众利益，急于治堵是情理中事。治标更要治本，这样的道理都说烂了，但不等于不管用。万事急不得，急功近利，当然麻烦成堆。只重治堵之效，不重不利影响，必然给城市发展带来“硬伤”。只擅长收费治理，硬性制约公众购车、行车权利，所产生的问题就可能不断叠加，从诸方面总的来讲，所得未必大于所失。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要重视城市功能布局的优化，交通路网布局及微循环系统的科学设计，公共交通要真正登上城市交通主位，给自行车以充分权利，使之成为短途出行的主要工具。把这些基础性的办法做实了，再辅以其他新政，治堵或能达致最佳效果，而不利影响或竟至于很少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乔子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