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专栏

　　这几年，我曾到穷得极富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村采访，也曾在富得堪比纽约巴黎的大都市生活，穿行于这两种迥异的生存空间，有时会被一种不真实感击中：同一片土地上，怎么能一方面把城市建得光鲜亮丽美轮美奂，另一方面又让农村人长期忍受贫穷落后的困扰？

　　最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集合，但它们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具有极高的兼容性和稳定性，仿佛完全不在同一个发展轨道上。最明显的例证来自于官方的统计数据：2010年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9073元，广州是30658元，上海是31838元，但一些农民辛苦一年的纯收入可能还不足这些大城市的十分之一。虽然很残酷，但这就是中国。

　　如果认清上述前提，再去审视“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那些外国朋友对中国城市的赞美与羡慕，至少“没有贫民窟”这一点并不值得我们骄傲。不仅不值得骄傲，以目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来说，没有贫民窟恰恰可能是一种城市病。

　　在印度、巴西等国家，贫民窟往往都是经济不富裕的公民进入城市之后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它们之所以长期大量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政府部门的财力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足以负担这些居民的生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贫民们享有在聚居地自由居住的权利，即便政府部门有意将这些贫民窟拆除，也势必招致“刁民”、 NGO、工会和社会舆论的集中声讨。

　　但是在中国，多数城市管理者似乎都以“没有贫民窟”作为城市建设目标，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没有贫民窟”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在城市里看不到贫民窟”。但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他们或者被户籍门槛拦在了城门之外，或者因为一些排挤低端劳动者的政策而在城市没有立足之地。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几乎都没有话语权，他们只能被动服从政府部门制定的城建规划，正是这种手段的非正义性，决定了“没有贫民窟”这一结果缺少足够的正当性。

　　有鉴于此，今年2月，曾造访过中国的印度籍学者莎嘉·达尔米亚撰文称：“无处不在的印度穷人显然不会给游客留下好印象，但从满足穷人的诉求角度而言，它或许能切实反映出印度的民主力量；而中国街头看不到贫民窟，这恰恰是缺点。”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极其相似，在如何处理弱势群体问题上，这样的分析值得我们反思。

　　当然，世界上也确实存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没有贫民窟的城市，比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这个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的国家，公民住房是最基本的保障，穷人进城之后，根本不需要给自己弄一个“窟”；另一个没有贫民窟的城市是朝鲜首都平壤。毋庸赘言，中国的城市建设者要实现“没有贫民窟”这一理想，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立和完善瑞典式的社会福利制度，让尽可能多的公民都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就，而不是利用行政手段加深城乡割据。否则，即便城市“干净”了，农村依然会成为推进城市化的掣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