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钊颖

　　在距“9·11”10周年不到5个月的时候，本·拉丹被击毙。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电视讲话向全世界通报了这一战果，称击毙本·拉丹是“美国反恐行动上的重大成就”。

　　这无疑是美国和奥巴马的重大胜利。

　　一举击毙拉丹，充分表明了美国反恐的决心、执着和能力，这个行动也必然给与美国为敌的政权和领袖比如卡扎菲一个敲山震虎的警告。

　　对于奥巴马本人来说，此举将成为奥巴马连任的重要筹码。击毙拉丹一方面有助于转移民众对经济复苏缓慢的注意力，扭转民主党给人的反恐不力的印象。另一方面，这也暗示着美国战略调整空间的出现，这为奥巴马接下来顺势而为逐步调整在中亚和中东的策略赢得了主动。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需要这样一个胜利。但目前仍难预测的是，拉丹之后的反恐时代将会呈现怎样的景象，未来恐怖主义势力将如何发展。拉丹之死不仅意味着一个以拉丹为标志的反恐时代的终结，也给下一步的全球反恐带来了新的课题。

　　首先，恐怖主义生存的土壤并没有消失。包括经济发展的滞后、政权僵化腐败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

　　在发生动荡的国家，高通胀率、高失业率的直接冲击对象是处于底层的人群，他们没有能力扭转自身的弱势地位，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不满而导致的愤怒的积聚，滋养着恐怖势力的成长。

　　在有效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仍然没有明确思路的情况下，轻言“胜利”似乎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动荡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在动荡国家和地区，恐怖组织的扩散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也门、索马里，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早已向基层渗透，与当地的部落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即使在局势相对稳定一些的国家，由于宗教和种族的冲突，恐怖主义也在迅速生长。

　　对于基地组织自身来说，拉丹的死很可能不会影响其运作。而且，其运作模式已经日益分散化、本地化，渗透力也要更强于以往。曾三次专访过本·拉丹的《独立报》记者费斯克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即指出：“他(本·拉丹)想做的都做完了，我不认为他的死会带来什么不同。”

　　在拉丹流亡之时，基地组织早已遍地开花，扩展到了许多新的地区。而且这些分支产生了很多新的领袖，这些人往往更加熟悉和了解西方社会，并且具备更好的组织能力。他们不仅试图策划恐怖活动，而且鼓励其成员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自己去发动攻击。

　　对于这些新的领导者来说，拉丹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但并非实际行动的领导者，因为各个小团体早已具备了独自开展行动的能力。

　　早在今年2月，美国国家反恐中心(NCTC)就曾宣称，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拉丹，而是也门籍的伊斯兰传教士安瓦尔·拉基奥，后者以在美国本土招募培养恐怖分子著称；另一名基地组织新头目舒凯里·朱马赫，则是一个在美国生活15年并持有美国绿卡的“美国通”。

　　因此，没有了拉丹的后恐怖主义时代很可能出现“战国化”态势，不同的极端势力在不同的旗帜下聚合起来，针对不同的目标展开攻击，其可追踪性与可预测性将随之大幅下降，而风险概率可能更大。

　　因此，拉丹之后，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袭击目标，反恐前线可能向全球扩散。笔者以为这是拉丹之死带来的反恐新特点。这必然要求各国包括我国积极面对这样的新特点，尽快调整思路，思考对策。

　　(作者系本报记者)